以把一切事先计划好，把均衡关系预先计算出来，以免除接触市场以后才发现的种种错误，即把“市场试错”要解决的问题以模拟经济参数的计算而“预先”得知，也就是说，一开始就根据资源配置最优化原则设定。

    这种经济也可以叫“预先纠错”的经济。这种“预先纠错”的经济在理论上似乎很理想，而从物质生产(不是效用生产)的效率看它也许比市场经济好，当然比瞎指挥的“命令经济”更好；因为“命令经济”是不会纠错的经济，市场经济虽能“及时纠错”，但试错、纠错要付出代价，只有计划经济是能够”预先纠错”的经济，这就能够减少“试错”成本。

    金雁：的确，在理论上，这样一种设想最大的问题，与其说在于它没有效率，不如说在于它不人道。它的设计无论如何“科学”，也是完全排除了消费者主权或更广义的个人效用主权，把人当作完全划一、没有生命的物体，当作生产—消费机器上的一个零件看待。

    秦晖：例如，这种经济完全可以给以一千个人配置出一千双鞋，决不多一双，也不少一双。既没有过剩也没有不足，而且它还可以通过精确计算做到，所有的材料都物尽其用。根据这一千双鞋所需要的材料安排皮革、帆布、橡胶的供给，达到既不多也不少，所有的经济环节环环紧扣、精确衔接。它完全可以做到每个人都有鞋穿，但唯独不考虑个人的喜好和特点，它把消费者主权与个人效用原则排除在外，给你什么你就得接受什么。

    从理论上、从物质生产的效率来说，它可以做到最优化。但我们现在所讲的效率不只是物质生产效率，更主要是讲效用生产效率，就是要满足人们主观愿望的效率。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经济就没有效率，至少远不如以个人效用主权为基础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那么有效率。

    还用上面的例子说，为一千个人生产的这一千双鞋，也许有大半是人们所不喜欢的。如果硬性配给，效用效率谈不上，物质生产效率（尤其是以实物即所谓“产品”计量的效率）在理论上还是有保证的。

    但这种保证必须以“最优化计划”的一元化控制为前提。也就是说它不可能“与市场机制相结合”。按“科学计划”的确可以做到以最高的效率为一千个人提供一千双鞋，但如果还要加一点市场，允许这些人有权选择，那么这一千双鞋就很可能大半买不出去，这部分人就要从另外的途径、往往是成本很高的途径（或自制、或走私）来得到鞋子。于是效用生产效率的损失便转化为物质生产效率的损失。反而不如一点市场都没有，通过越来越精密的“科学计划”还可以保证物质生产效率的提高。但计划越“科学”，加入市场因素后由效用效率损失转化为物质效率损失的现象就越严重。

    这种按“经济方程的最优解”运行的“科学经济”到底能否实现?这是20—30年代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哈耶克和社会主义学者兰格、泰勒等人长期争议的问题。前者认为由于经济变量的无限性，按预先纠错的理论，把经济过程的所有变量都作为经济参数代入一个超多元的方程，求出一系列的生产涵数，这是“理性不及”、亦即人的计算能力所不能达到的。而以兰格为首的一派、一直到后来的数理经济学家坎托洛维奇等认为是可能的。现在东欧的左派理论家亚当.沙夫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以前受科学水平发展所限，信息处理能力不足造成了计划经济的失败，当今电脑时代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他的结论是“新技术革命”是通过“真正计划经济”来达到“新型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但在米赛斯一派的后学看来，科学发展固然会增强处理信息的能力，但科学更会使信息产生的速度比人们处理信息的速度增加得更快，所以坎托洛维奇等人的最优化计划只是“电脑乌托邦”，永远不可能实现。

    金雁：对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