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争论，至少我们可以确定：建立在最优化数理经济模型原则基础上的经济是不是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可以另当别论，但它比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市场的“命令经济”效率高是毫无疑问的。

    秦晖：东欧、俄罗斯、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时都处在不发达状态，都有“命令经济”传统。区别在于苏东的近代化程度相对较高，受工业文明影响较早，科学主义、理性计划的成份因而要比中国改革前的经济大得多。与苏联东欧相比，改革前我们搞的实际上是“无计划的命令经济”。

    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理论模式最典型的表述就是过去人们经常谈到的“马钢宪法”和“鞍钢宪法”。苏联的马钢宪法（苏联经济界并没有这个词，这是我们中国人当年对援华苏联专家引入斯大林时代样板企业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运营管理体制的俗称）强调一长制、科层化管理、专家治厂，强调经济核算与计划平衡；鞍钢宪法则强调群众运动、大轰大嗡、政治挂帅、党委领导、政工治厂、阶级斗争等。前者主要体现理性计划原则，后者主要体现浪漫命令原则。应该说这两种经济类型在苏东和中国都有，但相比较而言，中国、越南等国“命令经济”的成份要多得多，苏东“科学计划”的成份要多得多。

    金雁：命令经济和计划经济比例的多少和改革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秦晖：这两种经济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命令经济与“科学计划经济”一样不人道，一样缺少效用生产效率，但它因“不能纠错”而比“预先纠错”的经济更糟，因为它还严重地损害了物质生产效率，而“科学计划经济”在这方面却有长处，起码它是一种“次优”的选择。另一方面，“命令经济”的可逆性较强，它会把经济搞得一团糟(就像我国文革、大跃进时期)。但从这种“无序的命令”中走出来却相对容易，而“科学计划经济”却是一种严格有序的经济，对它的改革很容易产生无序。一般地讲“命令经济”的改进比较简单。它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是放弃命令走向市场，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就能较易地实现过渡。二是放弃浪漫的命令、长官意志，“按科学规律办事”，改善计划，运用最优化数理模型以计划科学化、理性化的方式进行改革。对命令经济成份较多的国家来说，它无论走哪条路付出的代价都比较小。因为原有的“计划”本来就不科学、非理性，在计划改进方面大有余地可发挥；而要走向市场呢，只要放弃了瞎指挥、放弃用“农民战争”的方式搞经济，给市场一个良性生长的环境就行了。可对于计划经济成份较多的国家来说，问题就复杂得多。它可以通过改善计划使计划更加精确、周密、完善，越来越吻合于最优化数理模型。但这种改善有一个悖论，它在科学计划上越走得远，要回到市场就越困难。因为什么都计算到如此精确的地步，环环相扣、分工细密、有机联系，只要计划一中断，整个系统就会崩溃，生产就会完全紊乱。

    金雁：我理解这个道理，以刚才那一千双鞋子为例，计划经济可以在线性规划、运筹学的基础上以最少的代价生产出一千双鞋，整个经济环节中没有任何浪费。命令经济就不然，也许长官突然心血来潮，让一下子生产出两千双鞋，结果有一千双是浪费的，或者他又“浪漫”地要求大家艰苦朴素打赤脚，结果就一双鞋子也没有。这时指挥者无论改行“科学计划”或改依“市场规律”，都是在兴利除害，比原来肯定要好，而很少有什么“代价”问题。因为原来那个体制就没有做到一人一双鞋。但如果已经有了给一千个人生产一千双鞋子的最优化程序，所有的生产流程，从划样、备料、制作、配送或“发售”都是非常严密准确的，现在改行新法，把过去的那套打乱，结果就会造成：原来一千个人还都有鞋穿，只是款式、质量不行，而现在的混乱反而弄得很多人没有鞋穿，还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