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1997年十月革命80周年和世纪末的临近为契机，近年来国际上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又趋活跃。

    面对着本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这一人类历史上惊人的大起大落，无论从“社会主义复兴”还是从“社会主义反思”的角度，人们都对中俄两国关注最多：俄国社会主义何以兴衰相继?中国社会主义何去何从?

    然而人们也没有忘了第三个大国美国，这个经典上所称的社会主义土壤——现代工业文明、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最发达、而本世纪又似乎与“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最绝缘的国家。

    当“现实社会主义”在全球高潮澎湃之时，“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美国例外论”命题曾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讨论。而90年代苏东剧变、“没有社会主义”成为全球大部分地区的普遍现实时，有人却提出了“为什么美国有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新的“美国例外”命题。

    正如著名美国社会学、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在其最近一本书中所说：“美国例外主义”成了—把“双刃剑”，它既可以砍向社会主义的普遍论，也可以砍向反社会主义的普遍论。

    而在这个世纪末，任何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新说法如果离开了美国的经验正如离开俄国、中国的经验一样，都将缺乏解释力。

    一、“社会主义者爱美国”与“美国不爱社会主义”

    曾记得40年代的国际共运中出了所谓“白劳德修正主义”：当时的美共领袖白劳德提出“美国特殊论”，认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那些矛盾在美国的条件下很难尖锐化，因而通常意义的“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在美国也难有前途。为此他解散了美共，并认为美国左派只有走劳资合作、妥协改良的道路。白劳德的此种看法导致了当时还是斯大林主义一统天下的“国际共运”阵营的齐声斥责，并以他被美共开除而告终。

    然而事实终归是无情的：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中，美共并没有因为清除了白劳德这个“绊脚石”而时来运转，反而日薄西山，时至今日已经很少有人把它当成一回事了。

    仅仅美共如此倒也罢了，美国历史与现实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不仅苏联模式的“共远”在美国从来不成气候，其它模式的诸种“社会主义”乃至反对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各色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也都难以生根，起码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其它主要国家相比是如此。社会民主派、民粹派、无政府工团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法西斯)等运动在美国也从未形成声势，而它们在欧洲、在堪称美国文化之母的英国、在与美国同属新大陆的南美地区都曾各领风骚。社会党国际的美国成员——美国社会党及其衍生党在1912年高峰时也仅有党员11．8万(而此时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都已众逾百万)，此后每况愈下，20年代末党员不到7万，到80年代后期它的两个后续党(民主社会主义者共和人民党与社会民主党)总共只有8000名左右成员，实际已名存实亡。

    显然，美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仅难望北欧同仁之后尘，也绝无可能与密特朗、勃兰特等西欧同志相比肩。我们后面将提到的美国社会党领袖哈林顿是社会党国际主要理论家，位居国际的名誉主席，然而他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却远比他在“国际”论坛上影响逊色得太多。

    美国历史上的人民党人(ts)曾被一些论者视为俄国民粹派的同类。但事实上他们不仅声势、影响不及，而且在性质上也相去甚远。俄国民粹派崇尚公社和“人民专制”，是所谓“农业社会主义”者，而美国人民党人——我姑且把他们称之为“农业自由主义”者——对这两样东西是绝不感冒的。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基本上不存在。至于美国的工会，它不仅是劳资妥协的专家，而且在捍卫所谓“美国人的价值观”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