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有着军营式的等级制，惟利是图的价值观盛行而平等竞争的风气却很淡漠。而北美东北部的移民却以在欧洲受迫害的清教徒农民为主体，著名的“五月花公约”体现了这类移民社区的创建原则：

    我们这些签名者，为上帝的荣耀、基督教的进步和我们君主与国家之荣誉，已决心远航弗吉尼亚北部，去开垦第一个殖民地。兹由在场者在上帝面前、在彼此面前庄严地互订契约，把我们自己联合为一个公民团体，以便更好地实施、维护和推进上述计划，并根据公认为只适于和最有利于殖民地普遍福利的原则，随时随地出于至诚地制定、设立和构造出如此正义与公平的法律、条例、措施、组织与机构。我们约定：所有的人都应当服从与遵守这一切。作为证人，我们签名于下。

    这份“公约”以社会契约的形式为未来的殖民地社会确立了公民团体的“起点平等”原则--尽管那时只在一个狭隘的范围内，只有作为教会成员的殖民者男性家长才适用这一原则。但这毕竟使这种社区与南美的那种追逐金银的海盗社区大有区别。

    今日批评美国式“私有制”的人们往往忽略的是：早期的北美殖民者也经历过一个“打破大锅饭”的过程。最初的清教徒殖民地，如“五月花号”船民建立的普利茅斯(马萨诸塞州前身)等，在创立时为应付严峻的生存挑战，都组织成“共产”的殖民者公社，不仅生产活动，而且连炊事、缝纫之类的家务劳动都是“集体化”的。然而生存危机渡过之后，公社便面临解体：“已婚女子发牢骚，因为她们要为指派到她们家庭来的单身汉做饭、缝补；单身汉也埋怨，他们与女人们的丈夫一样辛苦劳动，但所得却更少(在“按需分配”下有家口的男人要比单身汉多分得一些)。”所有人都不满于“大锅饭”，于是他们便通过会议表决，分田到户“单干”了。

    然而“五月花精神”使这一过程没有发生“掌勺者私占饭锅”现象。公社成员在“分家”后不仅享有基本权利的平等，而且得到的公社遗产也大致平均，这就为他们此后的各自发展提供了基本均等的机会。北美殖民地社会的公平竞争精神正是以此为“起点”而发展起来的，而竞争中的规则公平也正是由这种“起点平等”所奠定的。可以设想，倘若这一“分家”采用首领独霸“家产”并奴役众人的方式实现，那么对首领而言自然不会有兴趣建立公平的竞争规则，而对众人而言则问题恐怕在于如何夺回“家产”，而不是怎样公平竞争了。

    过去的某种传统理论喜欢谈论“资产阶级革命的生产力基础”，然而在被称为“资产阶级革命”之一的美国独立战争时，北美殖民地移民的生产条件仍十分原始，当时不仅没有近代化机器，连“牛耕马运”也不多。殖民地农场的主要工具是锄头、斧子等。直到1769年，对弗吉尼亚10个种植园仓库进行的调查，只发现有4张犁。一个弗吉尼亚人说，1753年他步行了140英里，没有看见一张犁或一驾马车。那时的耕作还普遍实行撂荒制，即近乎刀耕火种，施肥与轮作都是罕见的事。无论与当时的旧大陆还是与南美相比，这样的“生产力”都绝无“先进”可言。

    另一方面，当时的北美农村人口占到95％以上，而且从形式上看也很难说有多少“货币经济”色彩。当时北美不但没有我们现在视之为转向市场经济之特征的“全民经商”热，而且由于北美不产金银，外贸又多是逆差，通货出多进少，货币长期奇缺，烟草、木板、肉类、谷物都被用作交换媒介，信用、赋税、工资乃至哈佛大学的学费都是用实物支付的。与那时拜金如狂、钱能通神的南美拉丁移民社会相比，北美简直“落后”得太远。

    然而北美那种相对的起点平等、规则公平的自由竞争气氛却是南美所没有的。在这一气氛下，尽管真正能成为富翁的人是少数，但多数人仍然相信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