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社会主义或“某种激进主义”在移民群体中蔓延。在欧洲大陆，移民与犹太人中的社会主义倾向远比本地民族活跃，就是这个道理。

    而事实上，19世纪后期的美国社会主义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当时一些有激进倾向的移民从欧洲带来的。(反过来说，正如笔者前已指出，从欧文、卡贝到列宁、托格茨基的几代欧洲社会主义者也都特别看好美国，而且不仅19世纪后期为然。这或许也增加了当时移居美国的欧洲人中社会主义者的比率。——笔者按)以至于产生如下说法：“那些在美国传播社会主义的人是一些无人追随的潦倒的德国佬。”19世纪8O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社会党的前身)甚至往往到德国召开它的会议。

    然而恰恰是美国式的自由竞争、机会均等体制，使本土工人对移民工人的行会式排斥只起到了有限的作用。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美国资本家对本土工人与移民工人“一视同仁”地予以“剥削”，美国劳动力市场上相对于欧洲而言更为公平的竞争机制，大大加速了移民工人的“经济整合”进程。在桑巴特时代，移民抵美一代人之后便一般可与土生工人具有同样的“经济特征”。P．罗伯茨引1911年工资数据证明：当移民本人处境还十分糟时，他的儿女的工资结构便已与土生工人基本持平了。正是这一机制，使美国移民中的“社会主义平等观”很快为“自由主义平等观”所取代，从而消解了“移民社会主义”，甚至使移民工人从(母国人口中较多的)社会主义偏好者，变成了“对社会主义杆菌的免疫者”。

    进入20世纪后，美国社会党在移民工人中已比在土生工人中更难得到支持。这决不是说移民工人更加逆来顺受地任人“剥削”。相反地，移民工人在与雇主的斗争中往往比土生工人更有战斗力，但这却是一种“反对资本家而非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正如罗伯茨描绘的美国斯拉夫移民工人的状况：“斯拉夫人参加工会并为更高的工资与更好的条件而战斗，……他们会以宗教般的献身精神追随一个劳工领袖，他们在战斗中有耐力，能吃苦。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经济动机而做的。斯拉夫人爱美元，并在冲突结束时要保有它。让人们试图领导他走社会主义道路吧，他是不会走的。”

    四、“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与“美国例外论”的双刃剑

    综上所述，70年代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否定了桑巴特解释中的物质替代(“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而肯定并发挥了这一解释中的价值替代(“美国主义”替代社会主义)理论。这除了学理上与历史上的依据外，也是以60—7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为背景的。亲身经历过这场运动的许多人都感到，对于作为一种价值的社会公正而言，美国人其实比欧洲人更敏感。但美国人更多地在竞争过程中(即竞争的起点与规则中)发现这一价值并以此取代了那种否定竟争的(在桑巴特看来社会主义就是如此)价值理想。而美欧间的这种区别，原因首先在于美国的政治制度比欧洲更早、更大程度上实现了“公民整合”，即有更多的民主，更少封建特权传统，美国人可以要求公平而不反对竞争。而欧洲人由于受封建遗产影响，多数人从—开始就没有得到过公正的竞争机会，因此他们的公平要求是与反对竞争的主张相联系的。

    至于说到“物质替代”，看来，不仅桑巴特时代的“烤牛肉与苹果馅饼”，就是当代的汽车与洋房也末见得能够消解人类的崇高理想、对社会主义进行“替代”。因为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渴求从本质上说是不能用物欲来简单替换的。如果说蒸汽机时代的人们在公平诉求方面并不比石器时代的人们更麻木，那末电脑时代的人们在这方面怎么会比蒸汽机时代更逊色呢?

    到80—90年代，关于“桑巴特问题”的讨论又得到了新的推动。这次不是来自哈林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