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样的社会主义者，而是来自一批自由主义思想家。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李普塞特在当代美国政治学与社会学领域可说是泰斗级的人物，他1922年生于纽约，l949年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后任教于哥大。1956年起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教授，1962一1966年兼任该校国际研究学院主任。以后又陆续担任过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国际事务中心执行委员会委员、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与社会科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在学术界以著作等身著称，迄今已出版了23部专著与难以计数的论文，还与人合编了10本文集。其名著有：《农业社会主义》(1950年)、《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动员》(1959年)、《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1960年)、《第一个新国家：历史与比较背景中的美国》(1963年)、《一致与冲突》(1985年)、《美国例外主义：一把双刃剑》》(1996年)等。

    1962年，美国社会学学会授予他麦基佛奖，1980一1982年他当选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此外他在哥伦比亚、加州伯克利、哈佛与斯坦福等名校都培养了一批学术精英，这使他的学派更显得势力强大，影响已超出美国而达于世界。

    李普塞特的思想倾向与哈林顿这样的社会主义者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但两者对“桑巴特解释”的评价却惊人地相似：都反对“物质替代”说而赞成“价值替代”说。由这些自由主义思想家主导的讨论的总趋势也成了70年代的继续。

    1977年，李普塞特就写过一篇与桑巴特之书同名的论文《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表示赞同·伯纳姆在1974年提出的命题：“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而在80年代出版的《一致与冲突》及90年代的《美国例外主义》两书中，这一命题被发展为“桑巴特问题”的主流解释模式。

    强调封建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联系的说法在80年代改革时期的东方国家(包括我国)也常常听到，但在这些国家，这一说法主要是认为那里现实的社会主义模式受到封建残余的影响，因而似乎不那么“纯粹”。而李普塞特等人的“没有封建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则完全是对桑巴特一哈林顿解释的一种发挥，其含义并不是说现实社会主义中有多少“封建残余”，而是把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看作是封建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直接对立面(而非继承者)。

    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继承、对立关系以及共产党国家中的某些民主派强调社会主义对封建主义的继承关系不同，李普塞等人把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看作是封建遗产基础上的不公正“竞争”所激起的一种反竞争的“公正”诉求。“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尽管产生于欧洲，但与其说它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前工业的封建社会(它是按照一成不变的，几乎是世袭的社会等级关系直接构成的)产物。工人阶级的出现是对这一条件下的政治世界的反映。”或者用90年代该学派另一学者的话说：“在英国与欧陆，社会主义是作为对专制王权、土地贵族与货币权力的联合势力的否定而出现在19世纪的。”而在没有这种对立面的“纯粹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自然难以存在，即使这两种条件是有同样的“文化”背景。

    应当说这种论述的逻辑是不难理解的：“反竞争的公正”不可能作为“公正竞争”的对立面而存在。这不仅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说法不同，尤其与把一切不同的发展道路都归因于不同的“民族性”或“文化基因”的文化决定论观点相冲突。

    文化决定论者往往假定似乎有那么两种先天地具有不同“文化基因”的人群：一种人生来就好竞争，爱冒险，由此决定了他们适宜于发展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