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的内部条件有关。

    不同于由传统塞尔维亚王室统治的南斯拉夫王国，战后南斯拉夫联邦的领导力量共产党不仅其意识形态排斥民族主义，其领袖铁托是克罗地亚人，而且其建国初期的最高领导层包括铁托、卡德尔（斯洛文尼亚人）、德热拉斯（黑山人）、兰科维奇（塞尔维亚人）与巴卡里奇（克罗地亚人）等，内只有兰科维奇一人是塞族。这样的领导结构有利于抑制“大塞尔维亚主义”。整个铁托时代南党内斗争中既打击塞尔维亚民族主义，也打击其他民族主义，但总的来讲是重在前者，尤其是1966年对兰科维奇集团“中央集权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的打击十分严厉，有效地缓和了民族关系。同时在制度上，铁托时代也作了有利于抑制塞族强权的（或用塞民族主义者的话说是“压塞尔维亚”的）安排。例如在历史上首次承认“讲塞尔维亚语的穆斯林”为另一民族（穆斯林人或称波斯尼亚人），并据此建立了波黑共和国，首次承认过去所谓“塞尔维亚语的马其顿方言”为另一语言（马其顿语），并据此确认马其顿民族和建立了马其顿共和国。这样，就使联邦中的塞尔维亚共和国大为缩小，不仅小于“南斯拉夫王国”中的塞尔维亚（相当于今之塞尔维亚、波黑、马其顿之总），而且也小于一战前未有南斯拉夫时的塞尔维亚王国（相当今之塞、马之总减去伏伊伏丁那）。同时还在塞尔维亚共和国里设了其他共和国所没有的“自治省”。除去这两省之后的“塞尔维亚本部”，就已经与柏林会议确定的1878年塞国独立之初的版图相仿了。

    对此塞民族主义者是极不满的。他们认为同种同文同语只是不同教的“穆斯林”居然不算塞尔维亚人，同教（东正教）同文（基里尔字母）而语相近的马其顿人也不算塞尔维亚人，这已够不象话了；还要在剩下的塞尔维亚中划出两个“国中之国”，这不是欺负人吗？其实平心论来，这种忽而以教、忽而以语划“族”的做法的确有“双重标准”之嫌，而“穆斯林”与马其顿人当初的“族属自觉”也并没有强烈到坚决否认自己为塞族的程度。但对铁托们而言舍此别无选择，塞族强权在历史上给他族造成的伤害太大，不如此不足以遏其势，这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个民族学问题。而这种做法的确也给联邦带来了几十年的相对稳定。但铁托们始料不及的是：族属自觉的发展宛如所罗门魔瓶中的巨人，是不可逆转的。如今塞尔维亚人仍咽不下当初那口气，很难平等地对待作为另一民族的“穆斯林”或马其顿人，但穆、马人的民族自觉如今已空前发达，再不可能认同塞尔维亚了。于是铁托的神威一旦逝去，联邦一旦解体，塞族与穆、马人的关系反而比历史时期更难相处。如果说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的相互仇杀有历史传统的话，像波黑战争中表现的塞族与“穆族”间空前疯狂的仇杀就是史无前例的，这无疑与当年划分民族时的远虑不周有关。

    话又说回来，对于异种、异文、异语、又异教的阿尔巴尼亚人来说本不存在什么人为划分的问题，他们在历史上就受够塞族强权之欺，如今邻边又有一个本民族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民族自觉是当然的。联邦对塞族强权的抑制有助于减轻其受压感。而阿族的分离倾向在铁托时代之受抑制，除了铁托同样要打击塞族以外其他民族的民族主义外，还由于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南阿两国交恶后，南联邦的体制总的说来远比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斯大林主义体制更有吸引力。铁托的南斯拉夫不仅比霍查的阿尔巴尼亚更繁荣更富裕，而且也更自由更人道。铁托时代南斯拉夫虽也党争不断，清除过德热拉斯、兰科维奇、尼克希奇、库采尔等“集团”，但一般不杀人捕人，对失势者尚能待之以礼。而霍查时代阿尔巴尼亚连接不断的大清洗则杀人如麻，株连蔓抄，血腥异常，从科齐、佐治、雅科瓦、贝利绍娃、恩德雷乌、巴卢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