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莱齐直到谢胡，死于非命者比比。铁托时代的科索沃虽为南联邦最贫困地区，比起阿尔巴尼亚来就似天堂。因此那时科索沃人虽也不满，真想归属阿尔巴尼亚的却几乎没有。科索沃与阿国的边境上那时不乏由阿逃南的避难者，相反的却很少。

    二是与阿民族的内部状况有关。原来阿尔巴尼亚人历史上形成了语言、文化有异的南北两支：南支托斯克人与北支盖格人，各有自己的方言与书面语。托斯克人是低地农民，宗教上除伊斯兰教逊尼派外，还有半数属比克特西教派；盖格人是传统山民，几乎全为逊尼派。科索沃阿族属盖格人，起源于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民民族运动，从普里兹伦同盟直到两次大战间的阿尔巴尼亚国家，也由盖格人主导，二战前阿国的官方语言文字也是以盖格方言为基础的。而二战后掌权的阿国领导层，从霍查以下几乎全是南方托斯克人，官方语文也改以托斯克方言为基础，“托斯克人歧视盖格人”曾数次成为阿国党内斗争的起因。阿党建国初期的盖格人领导，如屠克·雅科瓦、金·马库与拉马丹·齐塔库等人都无例外地很早被清洗，从科索沃回阿工作的盖格人干部更难幸免，阿党掌权不久发生的轰动国内外的米尔迪塔山民暴动，也与盖格人反抗有关。所有这一切，都使身为盖格人的科索沃阿族对二战后的阿国不像从前那样认同。南联邦当局也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南把盖格语而不是托斯克语定为法定阿族语言，并把科索沃阿族称为siptari人，即阿尔巴尼亚人传统自称shqiperi（斯奇皮黑人，意为山鹰之子）的塞语拼法，而把阿国人称为Albanci（阿尔巴尼亚人，这是从罗马时代以来其他民族对阿人的称呼），以暗示两者并非一个民族。南的舆论还宣传在自治社会主义土壤上“斯奇皮里人”已发展出“新的民族意识”。这种说法现在已被斥为搞分化与同化，但当时，科索沃人与阿国人的确较疏远。

    尽管如此，铁托时代的科索沃问题仍然存在。铁托的抑塞政策虽然降低了塞族对克罗地亚等族的优势，但对更弱小的阿族而言这种优势还绰绰有余。何况缩小塞共和国版图也不等于削弱塞尔维亚人在联邦中的特权。例如在军权方面，塞尔维亚连同历来依附于塞的黑山人总共占1972年联邦总人口的42%，但当年南军军官却有69%来自这两族。相反阿尔巴尼亚族当年占总人口的6.4%，但在军官中仅占2%。在政权方面，南共联盟政治学校是全国领导干部的摇篮，在1979年其学员中有71%是塞族与黑山族，仅有0.7%是阿族。在经济方面，塞尔维亚虽非联邦经济最发达的共和国，但却控制着联邦经济命脉与金融。1972年联邦经济总量最大的共和国克罗地亚创联邦总产值的27%，工业生产的30%，创造外汇的36%，但却仅掌握全联邦银行资本的17%，而前三项指标低于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却控制了63%的银行资本。

    因此隶属塞尔维亚的科索沃阿族受压是可以理解的。但压迫的程度则时有不同。在兰科维奇“大塞尔维亚主义”时代（1966年前），科索沃阿族受压最甚。当时按塞族叫法称科斯梅特（科索沃棗梅托西亚）的这一“自治省”明显地比塞另一自治省伏伊伏丁那地位低，除没有伏省所有的自治议会与最高法院外，伏省在联邦议会民族院可派6名代表，而科斯梅特只可派4名（40年代末分别为20名与15名）。由于历史上的所谓“通敌”和当时的南阿交恶，阿族被视为不可靠，阿族区的执政者多是塞尔维亚，马其顿或黑山人，不许有阿族的标志与民族纪念日，教学中不许讲阿的历史、传统、文学甚至民歌。兰科维奇还对阿族大搞特务恐怖统治，在他倒台时，南报刊曾揭露他滥用“党之剑”即国家安全部门进行“有种族偏见的虐待行为”，在科斯梅特“使用其他地方已普遍取消了20年的残暴手段”。秘密档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