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欧独联体国家近十年的产权改革中，以证券（投资券）方式向公民平均分配产权的“大众私有化”是最突出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引起争议最多的一项政策。俄罗斯、捷克是人们最常讲的两个典型。俄罗斯经济转轨的严重危机，曾是全盘否定“证券私有化”的最重要例证。而捷克的证券私有化则在转轨初期表现不俗，使捷克经济一度被视为东欧转轨的榜样。然而到90年代后期，捷克式私有化的问题逐渐凸显，该国经济也失去前期的发展势头而出现衰退，同时奉行“只卖不分”政策的邻国匈牙利却在霍恩社会党政府严厉紧缩的“休克补课”和面向外资的“全卖光”政策奏效后逐渐走出困境，于是捷克的大众私有化也成为批评的对象：从“左”面除了根本否定一切私有化方式的立场外，还有凯恩斯色彩的“后华盛顿共识”，这一“共识”把捷克的做法看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在转轨问题上的观点即所谓“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失败案例；从“右”的方面，则有以匈牙利的成功反证捷克失败的“分不如卖”论。前者认为大众私有化过分自由主义，后者认为大众私有化过分平民主义。而“后华盛顿共识”的旗手、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更是从“凯恩斯 + 哈耶克”的立场对俄、捷的实践进行了左右开弓式的批判。在他看来这种实践既由于过分迷信自发性市场而违背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控原则，又由于“雅各宾—布尔什维克式”的理想化设计而违背了伯克、波普和哈耶克的保守主义原则。 [1] -

    然而正是这种“左右开弓”的批判模式内在的逻辑矛盾使人觉得对大众私有化的讨论解决的问题远没有引起的问题多。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就说过， [2] 证券分配式产权改革从开始至今都同时面临两种指责：一是说它使企业股权太分散而妨碍了公司治理，导致无效率。二是说它使国有资产落到少数人手中，导致不公平，而且不少人往往同时使用这两个理由。这在逻辑上显然是冲突的：如果大众私有化果真使产权平均而分散，则不公平之说如何成立？而如果这种做法使产权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妨碍公司治理之说又何由而来？

    更大的问题在于：如果大众私有化不好，那么什么方法更好一些（当然是在俄、捷等国的给定条件下）？指出前者是容易的，证明后者则不那么容易。而在对前者批评中存在的逻辑矛盾，同样会影响对后者的证明。如“后华盛顿共识”的另一代表、世界银行经济学家D.艾勒曼在批评捷克人的时候便提出了两个在形式上完全相悖的建议：他既认为可以用企业“贷款”给自己的购买者用未来的红利分期扣还的办法，使经理们可以不付一个子儿的现钱便“白白”得到企业的所有权（实即干脆改“卖”为“送”），又认为可以干脆不必搞私有化，像（他所认为的）中国乡镇企业那样搞“民主的工人所有制企业”。 [3] 前一个主张简直比俄国的“寡头”还右，后一个主张又“左”的很有些“社会主义”色彩，这叫捷克人何以适从呢？

    其实从另一角度讲：对大众私有化的批评来自左、右两翼是正常的，因为推动大众私有化的力量也有左右两翼。如今有一种说法，认为大众私有化是“休克疗法”的重要内容，而休克疗法是右派或自由派的主张。据说，大众私有化思想最初是新自由主义者弗里德曼于1976年从英国、意大利的私有化实践中受启发而提出来的。 [4]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解散财阀时就曾搞过“证券民主化”，其思想来源于凯恩斯主义的罗斯福新政。90年代在东欧出现“证券私有化”实践的同时，美国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罗默也提出了“证券社会主义”的设计 [5] ，这种设计与东欧转轨中的“证券私有化”设计相比较，其基本点的相似是一望可知的：它们都是一种“人民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