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权因而也处在竞争中。然而企业选择的结果，却是77.8%的企业选择了第二方案，21%的企业选择第一方案，选择第三方案的只有1.3%。 [15] 换言之，将近五分之四的企业不愿向证券私有化开放控制性股份。而且可以确信，越是盈利的企业、越是良性资产就越不愿这样做，宁愿内部人分肥，而那五分之一愿意让社会认购其控制性股份的企业则大多数是经营很糟、资产质量不良的烂摊子企业。

    于是在证券私有化结束时，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绝大部分股权控制在“内部人”手里，外部的持券公民，包括据说是用种种手段集中了大量私有化证券的各种基金会在内，实际拥有的产权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据俄罗斯政府调查，1994年这些企业有65%股权为内部人所掌握，13%仍在国家手里，而外部的自然人与法人总共只控股21%，其中，投资基金所占份额到1995年也只有6%，次年更降至5%。 [16]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捷克大众私有化第一阶段企业股权中两类投资基金占有49%, 第二阶段也占有40.7%, 这两个阶段还分别有39.8%与44.1%的股权在个人和小型基金手里。 [17] 亦即捷克持券公民直接间接（通过投资基金）持有这些企业80—90%的产权。这在俄罗斯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总之，由于政府中一些实权部门为增加财政收入而力图变相地“改分为卖”，企业“内部人”又力图关起门来分肥，加上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使得原来就设计不周的俄罗斯证券私有化实际上等于流产了。它所分发的私有化证券中有1/5闲置到作废，另外4/5只“分”到了份额远小于原来预想、资本质量也最次的一些产权。

    然而对于这一点，俄国主要政治力量基于不同的动机都予以回避，这是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参与证券私有化组织工作的前俄罗斯政府副总理A.科赫曾说：“无论批评还是支持证券私有化的人都同意，在（产权转换的）数量上讲，大规模私有化计划的成就是无法否认的，很可能这是双方唯一的共识。” [18] 然而很可能，问题就出在这个“共识”上。

    以盖达尔、丘拜斯为代表的自由派把私有化看成自己的主要政绩，而他们（尤其是盖达尔）经手的主要是证券私有化这一段，货币私有化时他们已不是主导力量，因此他们自然希望肯定证券私有化。以他们的价值观一是希望能“化”了（真正变国有制为私有制），二是希望能“化”好（通过改制提高经济绩效），然而转轨后俄国经济长期不景气已使他们无法以“化”好自居，假如再承认自己连“化”了都没做到，岂不太失面子。而如果能表明自己已完成“化”了的使命，那么即使因种种原因目前没有显示出绩效，未来若是俄罗斯经济复兴，他们仍可以说是当初自己改制的功劳，正如波兰的巴尔采罗维奇在“休克”阵痛中下台，后来波兰经济复兴，他的声望也就随之回升一样。

    另一方面，以俄共为代表的左翼反对派在价值观上就反对私有化，他们当然愿意把俄国现实的经济困境说成是当权者搞了私有化造成的恶果，而不愿说是没搞成私有化导致的恶果。

    于是左右两翼实际上都在掩盖俄国证券私有化流产的事实。尽管按统计报表数字，整个证券私有化进程共“化”掉了2848亿卢布的前国有资产（如上所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按照最末几个月中重新评估后升值的价格计算的），但考虑到资产质量等因素，这个数字肯定有水分。而全俄国有资产总额即使按1991年通货膨胀前物价计也据说有1.5万亿卢布，按三年通货膨胀后的价格计就不知凡几了。证券私有化“化”掉了的那两千多亿实在不能算个有份量的数字。

    四

    俄罗斯证券私有化的流产，从所谓金融工业寡头的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