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左右的增长在东欧拔了头筹（而GDP增长更快的波兰平均工资几乎无增长，ＧＤＰ增长缓慢的匈牙利平均工资反而减少了近两成），而且是东欧极少几个在这一时期退休金增长比工资增长更快的国家。平均退休金占平均工资额的比重（所谓“替代率”）从1993年的43.4%升至1996年的47.8%，而同期匈牙利由47.3%降至41.4%，波兰由76.8%降至61.3%，斯洛伐克由44%降至42%。在1996年，捷克的这项指标实际上仅次于波兰（61.3%）而居于转轨国家最高之列。 [14] 同年捷克退休保障体系依赖率（领退休金者与正常上班者之比）由1990年的42%上升到61%，在22个转轨国家中名列第6，但由于捷克失业率低，即正常上班者更多，因此实际上捷克的社会保障程度比前五个国家更高。

    于是，捷克一方面以“平均分配，还资于民”的方式实行“激进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另一方面又奉行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民主政策。以至于1995年哈佛教授、东欧自由主义改革的理论顾问萨克斯与东欧自由主义改革的实践者克劳斯有过一场有趣的争论：萨克斯建议克劳斯学习“亚洲虎”，削减社会保障开支并以国家资本主义促使经济起飞。而号称是“激进改革家”、“撒切尔夫人学生”的克劳斯则断然拒绝这种“亚洲思想”，声称对那种想用“大规模国家干预追求超常的经济成就”的企图他只能说“不！”他还认为社会党式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体现了“欧洲文明”，改变这种社会政策并使之“降低到那些亚洲国家的水平”是不能允许的。 [15] 他反对使尚未私有化的国企破产，尽管这要使国家预算每年多支付几亿美元的资金，又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这却体现了“欧洲价值”，为许多人保证了就业机会。在克劳斯执政的8年里竟然没有一家大企业破产。1995年捷克的社会福利事业为预算开支的最大项目，占预算总收入的1/3以上，此外，该年预算还把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科研、提高教师工资和住房建设列为优先关注的领域，这与匈牙利1995年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形成明显的对比。从1994-1997年这四年间，维谢格拉德集团的捷、波、匈、斯四国中，后三国的失业率都在两位数（波兰、斯洛伐克平均为15%，匈牙利平均为10%），只有捷克始终维持在4%以下。因此捷克公民对克劳斯政府的信任率在1996年以前一直保持在50%以上。

    而研究转轨经济的东欧左派著名理论家、曾任波兰社会民主党政府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的科沃德克则这样评价“右派”治下的捷克与“左派”治下的斯洛伐克：捷克的社会保障政策“允许部门过度就业，从而过分扩大了雇员人数；而斯洛伐克则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战略，允许高失业率的增大”，然而另一方面享有退休金的斯洛伐克人又远不如捷克人多。于是由于高就业率其退休金依赖率本应更低的捷克，其实际依赖率反而比斯洛伐克要高得多！看来，在这位波兰的“左派”副总理眼里，捷克的“右派”政府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它太“左”了！ [16]

    这样，当捷克经济在1997年以前十分风光的时候，它得到了“左”“右”两边的国际舆论的一致赞扬。它被誉为“中欧之星”、“波希米亚虎”，奉行新自由主义和效率至上原则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称赞克劳斯政府的改革是中东欧国家的榜样，而西欧一些左派也开始称赞克劳斯，有人甚至说克劳斯是“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17] ！

    显然，克劳斯也罢，当时的捷克政权也罢，实际上都并不信仰社会民主主义。但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和左派传统的捷克在激进的大众私有化和发达的社会保障下出现了东欧最稳定、执政时间最长的“右派”政府这一事实，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