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根本否定一切私有化方式的立场外，还有凯恩斯色彩的“后华盛顿共识”，这一“共识”把捷克的做法看作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它在转轨问题上的观点即所谓“华盛顿共识”）的一个失败案例；从“右”的方面，则有以匈牙利的成功反证捷克失败的“分不如卖”论，前者认为大众私有化过分自由主义，后者认为大众私有化过分平民主义。而“后华盛顿共识”的旗手、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更是从“凯恩斯+哈耶克”的立场对俄、捷的实践进行了左右开弓式的批判。在他看来这种实践既由于过分迷信自发性市场而违背了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调控原则，又由于“雅各宾-布尔什维克式”的理想化设计而违背了伯克、波普和哈耶克的保守主义原则 [4] 。

    与此类似的是那些捷克人在东欧邻国的同行：他们不喜欢克劳斯的做法，并在转轨的同一方向上与捷克人暗中竞赛，波兰1994-1997年间的转轨设计者科沃德克就是如此。他一方面把捷克与波兰自己都归入所谓没有搞“休克疗法”而取得了“渐进成功”的典型，并以之与他所谓的“渐进式失败”（俄罗斯、乌克兰等）、“激进式失败”（1996-1997年的阿尔巴尼亚）、“激进式成功”（只有前东德）的类型作对比 [5] ，另一方面对捷克也进行了“左右开弓”式的批评：他既指责捷克人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如此强烈地支持激进的私有化与自由化政策”导致不良后果，又批评捷克人过份重视社会保障而导致无效率的“过度就业”和过高的“保障体系依赖率”。 [6]

    二、“自由”太多？还是“保障”太多？

    显然，这样的批评是咋说咋有理的。为了真正从捷克的成功与失败中得到教益，还是应当跳出意识形态框框，先从技术层面分析捷克的失误到底在那里。

    捷克“过分的”社会保障、尤其是科沃德克所说的“过度就业”，实即我们俗称的铁饭碗制度，是受批评的东西之一。3%左右的全欧最低失业率是1992-1996年间“捷克奇迹”的一大特征，而同期工资的增长又过快，超过劳动力的增长。1992年底捷斯分家前斯洛伐克的失业率为5.5%，分裂后捷克的失业率不升反降，而这时斯洛伐克的失业率猛升至19.8%，大批的斯洛伐克失业者涌入捷克寻找工作，致使捷不得不出台法律禁止斯公民打工。可以说捷的低失业率和工资增长率对于转轨经济而言已经“奇”到反常的地步。往好了说它增强了社会稳定与公众认同，往坏了说它确实是使捷克企业效率与竞争力不佳的原因，无怪乎左派学者科沃德克、“右派”顾问萨克斯都一致认为捷克人把自己的饭碗护得太严。

    但问题在于：捷克没有波兰那样强大的工会，捷克政府更是由理论上并不欣赏“福利国家”的自由主义者所主持，为什么捷克的“铁饭碗”却比工会强大、左派执政的东欧邻国更难打破？尤其到1997年，在GDP增长7%、固定资产投资急升22%的波兰尚有10.5%的失业率，而GDP停滞、固定资产投资负增长的捷克反而保持着“萧条中的高就业”，这的确耐人寻味。

    显然，问题不在于工会和政府，那就只能说是企业的毛病。企业对于冗员满不在乎，表明它缺乏改善效率的激励。如前所述，虽然在转轨过程中，捷与波、匈一样制定了“企业破产法”，但没有对任何一家大的亏损严重和经济效益差的国营企业实行实行关停并转，企业拖欠债务高达2500亿克朗。由于缺乏资金，原体制中工业生产结构未得到及时调整，工业设备的更新缓慢，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设备在工业中仍占50-60%，工业中能源消耗和原材料消耗多的产品仍占很大比重，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欧盟国家的1/3。

    金融改革滞后是人们常提的又一批评，1992年尽管捷克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