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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乌托邦与强制——写在《共产党宣言》150周年-1
富裕的邻居们一个个争相巴结自己!与此同时,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没有着落,“现代性危机”仍在深化,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使人一筹莫展——于是乎一些人又乐观起来,高呼社会主义复兴了!

    然而且慢,要知道今日世界上与“资本主义”为敌的并不就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能为中世纪的垂而不死欢呼雀跃么?当那屠杀了几十万共产党人的苏哈托先生“顶住了西方人权的压力”时,我们为之鼓掌叫好,这究竟是社会主义的生机呢,还是社会主义的悲哀?当苏东剧变时有人曾清醒地指出: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等于资本主义的胜利,那么今天我们更应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的麻烦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复兴,比资本主义更肮脏的现象之存在更不值得社会主义者高兴。实际上政治的多米诺骨牌虽可以被国界所挡住,价值上的多米诺骨牌却仍在倒下,我们过去自称拥有“最高形式”的民主而嘲笑西方民主的虚假,如今却在说:民主只能循序渐进,“民主不能当饭吃”,我们是穷国,不能享用“发达国家的人权标准”。我们过去自称虽不富裕但社会主义保障了基本福利。如今却在说西方福利社会那一套我们搞不起。我们过去说社会主义讲平等而资本主义等级悬殊,如今却在用“东欧的前部长看大门”来描述“资本主义复辟”的可怕。我们过去自夸工人阶级是主人翁,而如今“有商会而无工会”却成了我们招徕外资的一张王牌,并公然宣传外商要求设立党支部以便管束工人。我们过去讲“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如今却把反制裁的宝全押在见利忘义的大资本家身上,而把西方的工会视为头号敌人。这与当年西方制裁苏联而英国工人罢工援苏真是愰若隔世!我们如今越来越依靠“亚洲价值”、“文化传统”、“特殊国情”和民族主义、而不是靠“社会主义优越性”来响应西方的挑战。我们如今的许多“反和平演变”文字与《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和风格已判若宵壤,却与当年蒋介石先生用“一党一主义一领袖”之论来对抗自由民主的“西方瘟疫”,不仅思想类同,连行文也近似,以致有人调侃说只要把《中国之命运》书中的党、主义、领袖之名一改,就立即可以获得“五个一工程”大奖!——一句话,当今世界的历史并未终结,资本主义并未胜利,然而社会主义在“良知”与“头脑”上的双重尴尬更未缓解。对于真诚信仰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仅在“主义”的旗号下谋私)的人来说,无论道义上还是理性上,最严峻的时刻还尚未到来。

    面对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转向民主资本主义,就是转向专制资本主义的大潮,有些人自我解嘲似地宣称,社会主义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失败了,却在资本主义世界胜利了。如今西方的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和资本社会化,不都是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斗争的成果吗?此说其实并不怎么能自慰;正如日本学者盐川申明指出,所谓社会主义似乎不是为了实际搞社会主义的国家谋幸福,而是为了其它国家谋幸福,这颇有点讽刺意味[3]。然而还不仅如此,只要直面现实就可以看到,即使在西方世界,福利制度的实现也并不见得与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运动有联系。有人指出欧洲福利国家是保守主义而非社会主义的产物,福利制度的首创者如德国的俾斯麦、英国的迪斯累利都是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右的贵族国家主义者,而不是更左的社会改良主义者[4]。德国的福利制度建立于工运弱小的容克专制时代,而不是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强大的时代,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运动,但福利(尽管与西欧相比类型不同)制度的水平并不低。[5]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与劳动的谈判优势由市场供求决定。现代化初期资本稀缺而劳动过剩,劳动者只好接受不利条件,而后来资本积累导致过剩,劳动相对稀缺,工人当然就有谈判实力要求福利了。因此福利制度与社会主义运动无关。我并不同意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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