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末活跃的政论家与学者，曾著有《禁止农民出让土地与国家经济纲领的关系》（1889）年、《根据人民粮食状况而作的农业工作概述》（1893年）、《村社能否存在？》（1894年）等著作。他是沙皇专制统治的狂热支持者，也是村社“集体主义精神”的狂热宣传家，在那个保守的斯拉夫派得势的“反改革时期”（1882-1903年），他积极支持内务大臣、宪兵司令Д·Α·托尔斯泰伯爵采取警察措施扼杀自由思想的任何萌芽，同时鼓吹进行强化农村公社的“改革”，以压制那些僭礼非分的“私有者”。他提出把村社“国家化”，完全禁止农民转让份地，以及发展劳动组合等一系列旨在打击农村资本主义的措施，并且是19世纪80年代发动村社“共耕”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之一。1905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他站在坚决反革命的君主派立场，成为黑帮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成员，还与尼古拉二世的佞臣、混世魔王拉斯普廷拉过关系。列宁把这样一个完全不知近代自由概念为何物的“村社社会主义”者称为警察民粹派，是恰如其分的。

    在其他一些场合，列宁还把萨宗诺夫和尤佐夫、丹尼尔逊、沃龙佐夫等并列为一类，讥讽地指出：“国家土地占有制——由国家把土地转交给农民——村社——合作社——集体主义”，就是这类人的“了不起的公式”。4后面这几个人在现在的论著中通常被称为“自由主义民粹派”，他们当然不像萨宗诺夫那样狂热地反对“自由”，但正如我们以后将要分析的那样，他们思想中的“警察化”倾向也很明显。此外，在典型的警察民粹主义者的名单上，我们还可以加上Л·Α·吉霍米罗夫等人。沙皇统治阶层中许多鼓吹以强制手段发展“公社精神”的“俄国人民历史古董的鉴赏家们”5在广义上也可以算作警察民粹主义者。当然，如果除去这些上层人物，在通常意义上作为平民代言人的民粹主义者中，像萨宗诺夫那样的“警察”毕竟很少。他们，即列宁所讲的“警察民粹派”是与革命民粹派不同的人，或曰民粹派的极右翼。这是警察民粹主义的第一定义。

    但这一定义是以政治标准、即以是否反对沙皇专制为标准确定的。我们在这里还要提出以理论标准来衡量的第二定义，它指的是民粹派（其中包括最革命的民粹派）理论体系中宗法的、保守的或反动的一面。这就要从民粹主义的本质谈起。

    二、民粹主义理论中的“警察”色彩

    我们常说民粹派是“革命民主派”，这是以推翻封建社会的历史使命为背景的提法。所谓“革命”意味着反封建，尤指反封建的突变方式（与改良相对而言）；所谓民主在这里意味着这种反封建的变革是以有利于多数人或“人民”的方式进行。那么，“民主革命”所要推翻的封建制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认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6

    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前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市民社会”、“自由竞争的社会”）演进的实质，就是从“不独立”的、“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的人，演进为独立的个人，就是人摆脱了“公社”中的“自然联系”，从“狭隘人群的附属物”变成了“单个的人”。 这一过程与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不可分的，因为“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