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院主管工业部委纷纷提出应当调整乡镇企业布局，防止他们与（国营）大工业争资金、争原料、争市场。”1984年经杜润生等人力争，才同意以“两头在外”（即资金在外，市场在外）为条件，允许乡镇企业在为国营“老大”“拾遗补缺”而不导致“三争”的框框内发展。[3]然而这样“稍为放松”以后乡镇企业便持续崛起，很快突破了“两头在外”、“拾遗补缺”和“三不争”的框框。作为“集体经济”的苏南乡镇企业尚且如此，温州和其他地方的私营农民企业的自发性就更明显。直到1997年的《乡镇企业法》才完全改变了乡镇企业是“集体经济”的框框，明确了农村私营企业也可以在“乡镇企业”的旗号下自由发展。

    至于作为农村改革第三波的“民工潮”，即农民突破身份制束缚争取异地就业、实现要素市场化和打破城乡体制壁垒，那更是到现在都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政府被动应付的“冲击”，而谈不上什么“主导”了。

    而农村改革（不光是农业改革，我国改革时代的工业成就也在很大程度上靠着乡镇企业与农民工的贡献，而国营企业的不争气是众所周知的）到现在仍是我国改革中主要的成功之一。真正由政府主导的改革，如国企改革，如今多还前途未卜，因此笼统说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改革”，这真未必是“不争的事实”。这样说并不是贬低政府的贡献，实际上政府能在民间社会“主导”的潮流面前开明以待，即所谓“顺应历史潮流”，是很难得的。

    其实，如果以理性经济人的眼光看待政府和“民间”，则政府倾向于主动卸除保护人的责任，民间倾向于主动摆脱所受束缚，都是人之常情。而中国与东欧相比的特点正在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即农民在旧体制下得到的保护极少，而所受的束缚很多，因此政府没有多少保护可供主动卸除，而农民却有太多的束缚需要主动摆脱。所以东欧的改革更多地由政府主导而中国则反之，实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就以我们现在讨论的第三部门而言，东欧只是在“剧变”后才出现这个东西，而在剧变前国家从摇篮到坟墓什么都包了，没有什么“公共物品”需要老百姓操心，所以那时除了在“第一部门”向政府权力挑战的反对派之外并没有什么可称之为第三部门的民间组织。而中国在旧体制下社会保障程度就要小得多，第三部门就大有用武之地了。象希望工程那样的事，东欧就不会有。

    未来走势、分析与预测

    康晓光先生主张经由国家法团主义过渡到社会法团主义或社会合作主义。在中国，第三域是国家与公民合作的领域，不是公民对抗政府的阵地或政府控制公民的工具。政府和社团要合作与共处。要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吃不掉谁，相辅相成、双赢，大团圆。我同意这种看法。 我不明白政府与第三部门之间怎么会存在是否“双赢”、是否“容忍对方”或者是否“谁吃掉谁”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在任何地方第三部门本来都是“国家与公民合作的领域”。也许有某些地方第三部门被“看作是政府控制公民的领域”，但大概不会有任何地方第三部门会成为“公民对抗政府的阵地”。第三部门是非政府组织，不是反政府组织，不是反对党。反对党与政府之间可能有合作还是对抗的问题，有零和还是双赢两种博弈形式。第三部门与政府之间在逻辑上没有这类问题。第三部门天生是愿意与政府合作的，它不可能、无能力也无动机来取政府而代之，更谈不上“吃掉”政府。至于政府是否想取代或“吃掉”第三部门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政府与第三部门事实上合作得如何，主要取决于政府，而不是取决于第三部门。 而所谓取决于政府，实际上就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第三部门“吃掉”政府的事，但相反的事则不乏其例。为了防止发生这种事例，就要求政府的权力必须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