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体”则指其同样是压抑个性的依附关系体现物，不同于个人本位的、作为自由公民社会契约的现代国家，而依然符合前贤从历史角度对共同体的定义：“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马克思）

    我认为区分大小共同体与个人本位的公民国家具有很大意义。从历史上讲，它可以纠正那种把中国古代国家的均田制说成“村社制度”，或者把中国传统的“编户齐民”要么看成独立的所有者（“大私有”与“小私有”）要么看成自治的村社成员的错误，以更好地解释历史。从现实来讲，它可以理解改革前的“公社之谜”：何以“小私有”传统悠久的中国农民会比具有土地公有、劳动组合传统的俄国村社社员更易于被“集体化”。可以理解1917年以后的俄国和1949年以后的中国的一个重要区别：当年俄国土改消灭了个体农民，使俄国成了传统自治村社的海洋；而当年中国土改则消灭了本来就不发达的小共同体（宗族等），使农村彻底地“伪个人主义”化了，由此导致两国农民后来与大共同体博弈能力的巨大区别。

    从这一解释出发，也就容易理解何以改革后一方面个性与个人权利得以伸展、另一方面从宗族到“庄主经济”之类的小共同体得以“复兴”，并可以对这种现象作出恰当的历史定位，而不致一会儿惊呼“封建”复辟、一会儿又大言从“本土文化资源”中产生了“后现代”。而在第三部门研究中，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历史到现实并进而展望未来的视角。在如今的中国，“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空间的确是从两个方面被填充的：“传统的”非政府组织和有现代意识（公民意识）但尚未具备独立性的组织。只要我们不是刻舟求剑似的拘泥于“西方标准”，但又还具有对时代负责的进取意识，就不能不考虑如何从这两个方面去促进我们的事业。

    至于晓光说到的“政府主导型改革”，我想我们首先要明确其定义。如果它是指政府许可的改革，那恐怕任何改革都是“政府主导”的，假如政府不许可而强行变革，就成了革命了。如果它是指政府中某些人或某些科层（象小岗村的生产队干部，苏南热心办企业的乡村组织）的推动，那不但多数改革、甚至连不少“革命”都是如此。发动法国大革命的贵族拉法耶特等人不也是“体制内精英”吗？而如果它指的是中央政府发动的改革，那大概城市国企的改革可以这样说，农村改革就不然了。作为农村改革第一波的大包干是农民们冒着极大风险（小岗的“生死文书”可见一斑）在1978年搞起来的，而当年年底（即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一般认为改革已经开始之后）中央不仅重新颁布了略加修改的“新六十条”，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还在同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1979年中央农口负责人授意发表的《人民日报》“张浩文章”编者按甚至对“包产到组（还不是到户）”都严加批判。1980年3月，后来成为农村改革象征人物之一的杜润生还亲自在《农村工作通讯》上撰文批判包产到户。直到1980年秋季的“75号文件”才第一次以最高层的名义允许边远贫困山区“在生产队领导下”包产到户，但覆盖面内定控制在27%以下（当时统计的人均年收入50元以下的贫困生产队比率）。然而口子一开，大潮便起，很快就把“人民公社”冲走了。正如杜润生在当初那篇批判包产到户的文章所说：“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只要领导者稍为放松点，背后的经济力量就会使它滑向单干的道路上去，最后非冲破集体经济不可。”[2]显然，改革不是领导推动或“主导”的、而是领导“稍为放松点”没有大力阻止的结果。 农村改革第二波即乡镇企业的兴起也是如此。80年代初苏南乡村“社队企业”大兴，当时上面是压抑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