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运动都能兴之于欧洲却不能兴之于美国，英国工党势大而美国社会党却已自生自灭，这也不是因为美国这个欧洲移民建立的国家有什么不同于欧洲的“文化”，更与英美经验主义和欧陆理性主义两大“传统”没有太大关系。移民在美国可以公平竞争，在欧洲则受封建遗产影响，机会被垄断，竞争不公正，这才是美国人远比欧洲人更认同市场竞争制度的原因。80年代初伊朗伊斯兰革命在城市搞得很狂热，在农村就冷淡得多，农民往往同情被推翻的“西化”国王巴列维。 这当然不是因为他们比城里人更“西化”，而是因为他们得利于巴列维的土地改革。所有这些如果用“文化”来解释，那还不治丝益棼吗？

    这不是说我们只讲“共性”就得了，每个个案都有特点，不仅一国有一国的特点，一时、一地也有一时一地的特点。而且我以为历史学就是讲特点的，“共性”不妨让哲学家多讲点。所以我才在书中不仅突出如今作为非自由秩序及前公民社会的特定时代背景，而且强调了“大共同体本位”这一中国本土历史特征。正是根据这些特点，我指出中国第三部门的形成道路不同于西方，她如今的使命不同于西方，她与其他两个部门的关系及其演变不同于西方，她内部的类型划分不同于西方，她的未来也会仍然有异于西方。但特点就是特点，是不是一定要带上“文化”这顶帽子？我倾向于慎重些好。一是在如今的语境下谈“文化”动不动就会扯到“民族性”，讲“文化”优劣弄不好就变成讲民族优劣了。二是讲“文化”动不动就涉及“五千年”，也太“宿命论”了点。总之叫“文化”太沉重，不如有什么特点说什么特点吧。 关键在于过去与现在的种种特点之间有没有因果链？我以为历史是有因果关系的（因而历史可以解释），但由于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历史中的因果只能是概率性因果，而不是必然性因果。由于任何不为1的概率之多次乘积只能趋近于零，因而从长远看人们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例如，若事件A导致事件B的概率为80%，事件B导致事件C的概率为60%，事件C导致事件D的概率为70%，那么事件A导致事件D的概率则仅为33.6%。因此“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所以如果明天的中国搞不好，那不能怪孔夫子，也不能怪马克思，而只能怪我们自己。别的事如此，第三部门的事，应该也是这样。

    至于晓光讲的“共同体”，我想可能与我有定义的不同。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各种共同体，如氏族、宗族、村社、行会、宗教公社等都有内外两个基本特征，对内它是束缚—保护的依附纽带，对个性形成压抑。因而建立在形式化契约关系上的自由个人之联合，如现代政党（不是传统会党）、协会、企业之类就不是共同体。对外它是一种多少具有排他性和独立性的自治团体，不是科层化体制中的基层组织。因此象北魏元宏改革搞的“废宗主立三长”就不是要建立、而是要废除小共同体，而晓光讲的人民公社和“单位”就更不是小共同体，而是国家的基层组织了。

    “大共同体”的确是我定义的一个新术语。过去学术上是把共同体与国家截然两分的。因为在西方历史上，个人解放与民族国家形成基本上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个人摆脱传统小共同体束缚而成为自由公民的过程，也就是人际交往突破小共同体狭隘性而扩大到整个民族并使之成为政治实体即公民国家的过程，换言之，即国家形成意味着共同体的解体。但中国则大异于此，古代法家政治很早就打破了小共同体而在“编户齐民”的基础上建立了集权国家，然而个人不仅没有得到解放，反而在集权国家之下受到比小共同体更严酷的压抑，我因此谓之大共同体。所谓“大”不仅指其规模远远大于村社、宗族之类，而且指其突破了血缘、邻里等“自然纽带”而以政治服从关系为基础；所谓“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