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

    康晓光先生说：秦晖反对“文化决定论”。但比较研究说明政治文化或文化传统有深刻影响。中国NGO的发展是对计划失灵、集权失灵、市场失灵和民主失灵的功能主义式的反应。我不同意秦晖用大共同体、小共同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来透视现代化，尤其是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归结为个人与小共同体联合以争取个人权利。中国的改革是“政府主导型改革”，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改革模式下，个人权利的复兴正是大共同体自主选择的结果。大共同体主动地、自觉地通过摧毁小共同体（如人民公社和单位制度，它们原来是大共同体束缚个人的工具）解放了个人。

    关于“文化决定论”，我想有些分歧恐怕来自对“文化”定义的理解不同。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我的定义，以便讨论能有一个清晰的逻辑。我不同意任何形式的决定论，但如果要在“文化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两者中进行选择，我以为后者的谬误肯定比前者小。人们如今讲的许多“文化”之别实际上只是制度之别。比如许多人说西方人爱好自由，而东方人爱好道德。初听之似是，深究之实非。其实所谓不自由毋宁死，在西方也只是一种极致之言，有几人能做到？人类有追求自由的本能，所以无论西方东方，监狱如不上锁，犯人都要跑掉。但人类也有追求安全、希望受保护的本能，所以西方中世纪乱世之中人们普遍委身为附庸以求庇护，而如今也有刑满的犯人不愿“自由”地流浪街头而想赖在监狱里享受保障的事。无论西方东方，牺牲自由而换得保障、接受束缚而获得庇护、放弃机会而躲避风险、都可以说是人之常情。束缚多而保护少，或者只有束缚而无保护，人们便趋向于争取自由；保护多而束缚少，机会小而风险大，人们便趋向于“逃避自由”；而束缚与保护达到平衡，即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就是一种广义的社会契约。但广义契约由于没有形式化，其结清的成本很高：如果君不君，不能给臣民提供保护，则臣不臣就只能以“水能覆舟”的方式摆脱束缚了。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自然比“统治者权力来自被统治者授予”的形式化契约要大。

    至于东方人的道德爱好之说，只要看看美国人是怎样折腾克林顿性丑闻而中国古代帝王有多少墙茨之丑却没有谁为此下台，就会明白真正的区别只在于专制制度下是统治者要求被统治者讲道德、民主制度下则是被统治者要求统治者讲道德，如此而已。明儒黄宗羲说中国的专制君主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则民主社会的公仆便须“以我之大公为天下人之小私。”岂公德与私恶而有东西之分乎？

    文化决定论最大的毛病是往往将本来很明白的事弄糊涂。中国农村改革很成功而城市国企改革极困难，东欧的农民也不支持改革。为什么？不是因为“乡土中国”有什么奇妙的“本土文化资源”，而是因为我国的国企和东欧的农业体制都是束缚和保护的统一体（波兰和南斯拉夫这样的国家改革前是国家提供社会保障的个体农场制，那更是有保护而无束缚了），摆脱束缚就要付出失去保护的代价。而我国的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受严厉束缚却几乎没有保护，摆脱束缚当然就成为古今罕见的“无代价改革”而民乐为之了。加之农村改革是农民自发平分土地，起点平等而称公正。国企改革却是富方丈搞穷了庙却把小和尚们空手赶出庙门，不受抵制才怪了。这与“文化”何干？城乡不都是华夏子孙吗？要说“新文化”，不是在城里更多吗？

    同样，俄国人在1905年普遍向往自由，自由派“既能说服小市民，又能说服庄稼汉。”而1917年小市民与庄稼汉都抛弃了自由派，即使没有布尔什维克抢权，也只能是民粹派专政。这不是什么“文化”有变，而是因为1905年他们深受传统公社束缚之苦，而1907年后他们却更受“分家不公”之苦。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