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不强迫汉人剃发易服那就是一种更严重的文化压迫，因为他们把“自由”强加给汉人，或者说，汉人反抗剃发易服就是一种更严重的文化压迫，因为他们想把“自由”强加给满人。——那不是胡扯吗？

    因此我主张人文社会学科讨论中的概念定义应当遵循“理论逻辑清楚，经验边界模糊”的原则。回到“第三部门”概念的定义上，我以为绍光的研究对这一部门内涵的复杂性作了很有价值的分析，他概括的“五性”也反映了这一部门的基本特征。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把握三个部门之间关系的基本逻辑，也没有反映三部门的划分与现代社会、后现代问题的关系。绍光对各国第三部门组织的独立性有尖锐的质疑，那么按“五性”标准这一部门是否存在都是个问题，为什么它还能有如此影响？“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组织自古以来就有（“剩余法”对此似乎不加考虑），但“公民社会”却是个现代现象，那么“第三部门”究竟是自古就有的，还是现代形成的？现实中象教会这样的组织，以“五性”度之无一不合，为什么人们一般不把它视为第三部门的一部分？为什么人们过去很少讲到这个部门，如今却感到它如此重要？我以为这些都是定义第三部门时应该考虑的。晓光提到的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public goods；private goods。我在书中把它译为“公益”与“私益”）的确是划分三个部门的重要逻辑前提，但只有公益私益的两分法是无法分出三个部门的。同时我还认为，对“第三部门”的定义不能离开另外两个部门的定义，而这些定义本身都是有历史演变的。

    我在公益与私益这一维度外又加上了志愿与强制这个维度，两个维度形成四个逻辑组合：以强制提供公益的部门，这就是政府部门；以志愿提供私益的部门，即市场（企业）部门；以志愿提供公益的部门，即第三部门；最后还有一个以强制提供私益的“部门”，它在前近代的传统专制时代弥漫于所有部门之中，现代化与公民社会的任务就是消除这一部门。

    传统时代“家天下”的“政府”如黄宗羲所言，是“以我（统治者）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的部门，“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它的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提供统治者的私益、而非社会公益的。只有在现代民主条件下，政府的强制来自被统治者的授权，受到法治的制约而只能用于公益目的。同样，传统专制下“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的“市场”与其说是自由（志愿）交易的场所，不如说在很大程度上如马克思所言，是“权力捉弄财产”、强制产生（至少是参与产生）私益的领域。只有在现代规范竞争的市场上，私益才只能通过志愿的交易来取得。换言之，只能为公益而强制的（民主）政府和只能以志愿取得私益的（自由）市场都是现代化现象，那么能弥补二者之不足的“第三”部门当然也是现代化的产物了。同样，以强制提供公益而不足的“政府失灵”（实即民主福利国家失灵）和以志愿提供私益而不足的“市场失灵”（实即规范竞争市场失灵）也属于现代问题，为克服这种现代性问题而产生的制度创新，即以可持续发展和“全球社团革命”为标帜的第三部门运动，在国际上也属于“后现代”潮流。显然，上述问题与传统时代的专制政府失灵和垄断市场失灵不是一回事，解决后一类问题主要靠民主化和市场改革，而不是靠民间公益活动。这也就是发达国家历史上近代化时期没有形成第三部门运动的原因。

    但是现在后发现代化进程中的各发展中国家也兴起了颇有声势的第三部门运动。原因何在呢？我以为有三：其一，正如现代政府、现代市场都有其传统的前身一样，第三部门运动除了应现代性问题之需要而产生的制度创新性质外，也有其历史的源流，即传统民间公益组织与公益活动。因此也就会有“政府与企业以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