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政府现代化、企业现代化并行。发达国家历史上也有过这种“第三现代化”现象，只是不如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市场化那样醒目。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在于其二：它们的现代化因其后发而受到发达国家的强大影响，后者的第三部门运动加强了前者的“第三现代化”势头，出现了社会公益自治与市场经济及民主政治互动的局面。其三，全球化时代已不可能有19世纪式的“纯粹现代化”，发展中国家如今面临的实际上是超越传统问题与“现代性问题”的叠加，如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即属于后一类。解决这类问题的制度创新因而也就有了发展空间。

    但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任务毕竟主要还是现代化、而非“后现代化”。因此它的第三部门运动应当有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特点，这也反映在“界定”问题上。

    由于经验边界模糊，现实中的三个部门不可能截然划分的很清楚。这就是绍光强调的独立性问题。但我以为这个问题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意义是不同的：在前者那里，以志愿求公益的第三部门对以强制求公益的政府和以志愿求私益的市场机制的依赖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而第三部门与“以强制求私益”的界限则是一清二楚、来不得半点含糊的、早已解决的问题。一个接受政府资助的或有市场经营活动的公民志愿者慈善团体可以看作第三部门组织，但更独立于政府也完全无市场经营活动的传统教会或家族组织却不能算，原因就在于这些组织具有传统的人身依附色彩，而这比公民政府或自由市场更难与第三部门的性质相容。

    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第三部门与以强制求私益的组织和机制划不清界限，才是个主要问题。以强制求公益的民主机制和以志愿求私益的市场机制，在那里都还处在发展过程中，这两种发展如果能与第三部门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那应当说再正常不过。在发达国家，“社会”领域的非“政治”化和非“经济”化都是理所当然，但在有些发展中国家，社会自治与政治民主及经济自由正应当互相促进，片面强调前者与后两者的隔绝反而不现实。当然，假如第三部门不是促进后两者的发展而是被传统政治传统经济（如上所述，它们都具有以强制求私益的性质）所融化，那就不妙了。

    第三部门发展及其研究的意义

    康晓光先生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领域成为最主要的改革对象，没有社会领域的深刻变革，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和政治领域的民主建设都将无法进一步发展。社会领域的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瓶颈”,第三部门的发展就是社会改革的反映。目前不必去纠缠政治改革问题，经济和社会改革完成了，政治改革也就水到渠成了。王绍光先生则说，不可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分开。对第三部门的认识是政府神话和市场神话被现实戳穿的副产品。发展第三部门对当代中国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方面，二是协助解决困扰我们多年的就业问题。正如Jeremy Rifkin《工作的终结》一书所言:由于技术进步，人类正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传统的工作会逐渐减少，新的工作机会主要将不是来自农业，制造业，甚至服务业，而是来自第三部门。因此发展第三部门意味着向后“工作”时代过渡，它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改革，也有“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深刻含义。然而如今第三部门受到政府之弊与市场之弊的影响，对后两者的依赖是它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如今的问题恐怕不是什么第三部门或其他领域的人们“纠缠政治改革”的问题，而是传统政治在“纠缠”第三部门和其他领域。不过我也同意晓光的看法，即不能把宝全押在政治改革上。事实上各部门的改革总是互动的，任何先验的先后顺序之说，不管是政治先行、经济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