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象李泽厚先生讲的“四阶段论”，其实都是一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讨论。问题在于这种互动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如果这种互动对旧体制构成正反馈，对新体制形成负反馈，那就是良性互动，否则就是恶性的了。而对于促成良性互动，各部门都有文章要做。 至于改革方向问题，从长远看当然我们很难同意“历史终结”说，把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看成“万岁”之制，但从当前讲，方向之争在今日中国的确已至少是暂时的退居其次。不仅是对市场与民主这两个“名词”，而且对它们的具体内涵，作为一种理想它也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认同—这就是所谓“与国际接轨”。当然我强调的是“作为一种理想”，意思是说反对这一方向者固然不少，但这种反对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基于理想，而是基于既得利益。在经济上，如果说前些年还有不少议论刻意描绘乡镇企业（其实只是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的“新集体主义”，那么近年来的乡镇企业私有化浪潮（尤其在苏南）就给这种玫瑰色的描绘以沉重的一击。至于城市中的国营企业，如今的“主旋律”宣传的已既不是它的效率，也不是它的公平（社会保障），而是宣传“亚洲价值”对西方福利国家的排斥、宣传工人应当“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在政治上，如今那种“东方比西方更民主”的宣传已经被“民主不能当饭吃，发展才是硬道理”所取代，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实质的民主”和“高级的民主”的说法已经被“发展中国家的人只能争取生存权”的理论所取代。显然，这里的分歧已经不是“民主到底是什么”，而是“民主是否太奢侈”了。

    但方向的认同不等于斗争的缓解，更不等于中国的前途已定。事实上有时它反而使前途更加不确定。历史上这种例子并不罕见，我常用的一个比喻是：一个旧式大家庭往往不会为分不分家而打架，却会为分家不公而打架。因此，转轨时期第三部门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为社会公正做些什么。希望工程的成就和经验，我以为关键就在于此。第三部门的功能一向有“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两种类型，转轨时期显然前者更为重要，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应当面向弱者，面向转轨进程中的弱势群体，如农民、进城打工者、下岗职工、退休、失业者、老弱病残妇孺等。不仅要给他们带来慈善性的福利，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争取参与的权利。实际上也就是要为弱者争取社会公正。

    西方的第三部门尽管追求非政治非经济化，超脱于“主义”之争，但实际上不同的“第三部门观”一直存在，并且有明显的“主义”背景。绍光认为在冷战时期第三部门不受重视，的确如此，但也要看到另一方面，即第三部门运动恰恰是在冷战时期兴起的，各种“主义者”都对它寄予希望。正如我在书中提到的：左派力图用它证明“市场失灵”并发现一条非市场道路，右派力图用它证明“国家失灵”并发现一条非国家干预道路。冷战后“市场浪漫曲”维持的时间并不长，“现代性批判”风头又盛。因此“两种第三部门观”的斗争依然会持续下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新左派对第三部门寄予的希望更大些。绍光提到里夫金的《工作的终结》，其实这种观点最典型也最系统的表述仍然是欧洲的“新社会主义者”，如80年代在中国很著名的波兰“异端马克思主义”者亚当·沙夫，他早在80年代末旧体制尚未崩溃时就开始探讨新技术革命造成“劳动的终结”（里夫金的书名或即受此说启发）。沙夫认为：

    1、新技术革命进展出人意料，它有可能把因“现实社会主义”垮台使社会主义损失的时间大幅弥补回来。30年代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兰普曾说：如果以红军的刺刀在波兰建立社会主义，那么它的破产会使波兰的社会主义推迟三、四代人。“然而，因为现在的事态发展比兰普预计的要快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