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1. Pp.172-186.

    [24] 参见秦晖：《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25] 这个术语所指称的现象是否存在，以及如果存在又是由于什么原因，都是不清楚的。经济学家就此形成的种种歧见，可参见金雁：《论康德拉季耶夫及其经济思想》,载《苏联历史问题》1989年第4期。

    [26] 关于这种“周期”的原因如今有多种假说，但似乎还没有把抢劫当成原因的。

    [27]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朱学勤：《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读书》1997 年第11期。

    [28] 刘禾《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读书》2000年第5期）称弗兰克曾对其言：“我曾经梦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错了。”如果确有其事，应该是这种无奈的自道。当然，欧洲左派的这种无奈并不会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高兴，因为“改变之梦”的人文理念实际上是两者共同的。 [29] 已经有评论者指出弗兰克也未能完全摆脱所谓“西方中心论”，本文第二节已提到这个说法极有道理。

    [30] 参见苏文：《亚洲是自由主义的典范吗？》，载《火凤凰与猫头鹰》，三联书店，1999年，238—249页。

    [31] Lidove Noviny (Prague) 20/10/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