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考证的角度讲，专业汉学家之外谈论中国的西方人，包括从马克思、韦伯到布罗代尔这些大家，都不免粗疏的。像布罗代尔的书，谈欧洲自然很有功力，一涉及中国，常识性问题一大堆，大至“中国人口增减节奏与西方类同”这样的判断，小至把甘肃而非新疆称为“中国的突厥斯坦”、以及说华北农民用锄头而不用镰刀来收割小麦等等。这些都不奇怪，何况弗兰克这样一个非专业学者。刘禾说他在资料上下过很大功夫，这是可以相信的。问题在于弗兰克动用大量资料证明的只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常识：中国在1400—1800年间的对外贸易大量出超，使大量白银作为贸易顺差流入中国。但是弗兰克从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实中推出了一个独创性的新颖结论，即中国是当时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而这个推论恰恰既没有什么实证基础也没有逻辑依据。鸦片之祸以前中国有大量外银流入，中外学界不仅早有专家论及（如民国时期就写成的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而且我们的中学课本就一直以此来反衬西人输入鸦片之害。但在弗兰克之前的确谁也没想到以此证明中国是“全球经济中心”而西方只是“边缘”地区。

    评论界早有人指出这种以外贸盈余来证明经济发达的“贸易主义” 是弗兰克此书的一大硬伤。所以说是硬伤，盖因其不是个资料多少的问题，而是个不合逻辑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现在就是世界外贸顺差最大的国家之一（仅次于日本），而美国则是世界头号外贸逆差国。这能说明我国如今是“世界经济中心”而美国则是比非洲还要惨的最“边缘”之地么？

    如果延伸到中国历史，问题就更大了。在中国古代外贸史上，外币与贵金属的流入主要在明清。而我们以往引以为荣的秦汉唐宋辉煌文明都是本国货币（包括贵金属）流出时期，亦即外贸（如果可以把那时的各种中外经济来往形式都称为“外贸”的话）大量逆差的时期。

    在流通黄金的汉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就是长期逆差，黄金是比丝绸更重要的对外支付手段。今人把当时的中外商道称为“丝绸之路”，实际上史籍中汉的输出通常都是黄金与绢帛并列，而以黄金居首。如《汉书·张骞传》：“赍金币帛直数十巨万”；《汉书·地理志》：“赍黄金杂缯而往”；《盐铁论·力耕篇》：“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羌胡之宝也”等等。当时在西北陆上“丝路”以黄金易“宛马”、在西南海上“丝路”以黄金易珠宝琉璃的贸易极为活跃。而由于汉的货币经济更为发达，汉方用作通货支付的黄金在对方往往被视为一般商品：“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不知铸钱，……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显然，在这里如果有什么“经济体系”的话，其“中心”只能是贸易逆差的汉帝国，而不是“顺差”的对方。

    唐宋时期中国的贸易逆差就更为明显，这个时期中国贵金属的极度稀缺据说就与此有关。贵金属之外，当时中国一般通货的大量外流更蔚为大观，从“开元通宝”到宋代制钱，都曾广行于周边地区，几成“国际通货”，有似今日美国以美元支付逆差的结果。所谓“两蕃南海贸易，（钱币）有去无还”；“北界（契丹）别无钱币，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本朝每岁铸钱以百万计，而所在常患钱少，盖散入四夷，势当尔矣”[10]；“四夷皆仰中国之铜币，岁阑出塞外者不赀”；“金银铜钱之类，皆以充斥外国”；“泉州商人……载铜钱十余万缗出洋” ；等等、等等。有趣的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是中国经济越繁荣，通货输出越明显，而在经济衰败时期便会出现通货回流。如宋金对峙时代南宋钱币长期北流入金，但到南宋末的最后数十年间，却出现了钱币回流现象。

    实际上，农业时代世界史中相对发达地区贸易是逆差、通货纯流出的现象是大量的，相反的事例反而较少。在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