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黄金流向西域的同时，罗马帝国的黄金也在向东流。早在共和晚期，为了与东方的交易等用途而流出的黄金便多得据说“可与19世纪加利福尼亚大淘金相比”，以至于引起金荒，一度使罗马元老院下令实行黄金出口管制。帝国时代与东方的奢侈品贸易耗费的金银更多，据普林尼记载，当时流向东方的金银总值达到每年一亿塞斯退斯之多。而当时作为罗马最大富豪之一的普林尼全部年收入为一百万塞斯退斯，一所科路美拉式庄园初始地价才7000塞斯退斯，房价最贵的意大利地区60%的建筑价格都在2—20万塞斯退斯之间。相比之下每年一亿的外贸逆差实足惊人。西亚、中亚和印度这片地区成了吸纳罗马和秦汉这东西两大文明中心流出之贵金属的贸易大“顺差”地区，而穆罕默德之前六个世纪的不毛之地阿拉伯也是普林尼所说吸纳罗马黄金的主要地区之一。这难道可以证明这里当时的经济是世界第一，而罗马与秦汉两大帝国反而是“边缘”么？

    在弗兰克此书论述的16—18世纪，西欧不仅对印度、中国的贸易是逆差，对世界其余地区例如东欧、俄罗斯的贸易也是如此。用布罗代尔的话说：（西欧）贵金属也经由波罗的海流向东欧。这些落后国家为西方提供小麦、木材、黑麦、鱼、皮革、毛皮，但很少购买西方的商品。实际上是西方逐渐促成这些国家的货币流通。16世纪与（俄罗斯）纳尔瓦的贸易便是一例，……1553年英国人在（俄罗斯）白海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开创的贸易是又一个例子。18世纪圣彼得堡的贸易也属于这种情况。必须注入外国货币，才能指望俄国输出西方期待的原料。荷兰人执意用纺织品、布料和鲱鱼支付货款，结果他们失去了在俄国的优先地位。

    众所周知，这个时期正是俄国彼得大帝大力倡导西化改革之时，而按弗兰克书中的逻辑，俄国向西方大量输出“但很少购买西方的商品”便证明它比西方先进很多，那彼得一世就可以说是“龙王”学习“乞丐”的旷古未闻之大傻帽、是使国家由“先进”变落后、由“中心”沦为“边缘”的历史大罪人了。

    同样按这个逻辑，明清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因此她是世界第一。那么我们怎么评价秦汉唐宋? 那可是大量通货流出中国的时代，是大量外国商品传入中国的时代，是“贸易”大量逆差的时代。如果用这种尺度评价，那两千多年中华帝国历史的大部分便成了大衰落的时代，一无可取的时代，龟缩于“世界体系之边缘”的时代，只有到了明清间的这几百年，才昙花一现，忽然崛起为“全球经济中心”，尔后又莫名其妙地忽然衰落。同样根据这种尺度，全部产生于明以前的中国四大发明，以及恰恰出现在弗兰克讲的西方“边缘”时代的产业革命前后科学技术的诸多突破都不知有何意义，而处于“世界体系中心”地位的明清王朝（也许还有明以前的西方中世纪？）又不知为什么在技术、制度与文化上都找不到什么突破 这样的逻辑能让人信服么？

    应当看到，近年来在“重新发现东方”的时髦中经济史学界除了“贸易主义”（应译为重商主义）尺度外，也还有证明“东方”先进的其他研究成果。如从人口增长、劳动生产率推算等方面取得的的进展，王国斌、李伯重等的研究就是如此。然而弗兰克在这方面汲取的东西很少，他的基本立论几乎完全建立在外贸顺差这一点上，此书中译本取名《白银资本》（据说这个书名征求了弗兰克本人的意见）即因此而来。但是，即使考虑到重商主义之外的这些研究，是否就能得出“重新发现”者希望得出的结论，也是很可疑的。因为历史上人口、土地、产量、生产率乃至生活水平的考证十分复杂、因而争议极大，尤其涉及两相比较时更是如此。许多“重新发现”都是有争议的。倒是在外贸格局方面的确争议不大 如前所说，明清白银大量流入是谁都承认的常识。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