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社建立之谜

    1958 年中国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到 80 年代初在农村改革大潮中解体，标志着「计划经济」在中国农业中的失败。「计划农业」的失败在世界上是普遍现象，甚至由此造成大饥荒的也不只中国，从印度支那到苏俄都有类似经历。本文要解释的，则是中国人民公社在一般「计划农业」中的独特之谜，它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前公社」的传统农村，更涉及到对「后公社」的农村改革的认识。

    第一个谜是：为甚么「小私有」的中国农民会比俄国的村社农民更易于被集体化？许多人曾指出俄国农村公社传统对苏联农业集体化的影响。斯大林就曾把俄国农民的米尔公社土地公有、劳动组合传统视为集体化之可行的最重要依据。他宣称恩格斯在改造农民问题上过于谨慎，是由于西欧农民有小土地私有制；而俄国没有这种东西，因此集体化能够「比较容易和比较迅速地发展」。苏联学者也认为，苏联的集体化体现了「社会主义对传统公社的利用」。而中国似乎并无这种「传统公社」可利用，并且农民有比西欧更为悠久的「小私有」传统。因此，当年中国推行集体化时，许多苏联人对其可行性是极为怀疑的。

    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农民虽然不像毛泽东断言的那样有「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并不喜欢集体化，但他们也并未表现出捍卫「小私有」的意志。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年苏联为了迫使俄国土地公有的传统村社社员接受集体化，曾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出动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他们也是「穿军装的农民」）的哗变。仅在1930 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 70 万人。「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四年，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

    而中国农民抵制集体化的高潮则发生在 1956 年的高级社时期。据近年披露的资料，当年在广东、浙江与江苏等东南沿海省份的风潮最剧。广东灵山县有 7 个区、20 多个乡出现「混乱现象」，因闹退社而发生多起包围、殴打区乡干部和社主任的事件；中山县 16 个乡六百多名农民到广州向省政府请愿；还发生了抬菩萨游行、殴打干部的「永宁、曹址事件」。江苏泰县农潮「在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两千多人到县里请愿，有的地方「由『文』闹发展到『武』闹」，并自发结盟，「提出『有马同骑，有祸同当』，订出退社后互助互济解决困难的办法」。该次农潮较有组织，「许多闹事有党员和干部参与领导」，并提出只准中贫农参加，「不要地主富农」的策略。浙江是全国农潮最严重的省份，宁波专区有5% 社员退社，想退社而未遂的达 20% ，为全国之冠。据当时赶往处置的中央农工部二处处长霍泛回忆：「我们到萧山县和上虞县的公路上，就遇到数百人的农民队伍迎面而来。省里同志说，这就是去闹退社的，我们的车躲开点，免生麻烦，可见农村确实不够稳定。到了上虞县委，得知不久前县领导机关受农民队伍冲击，……全县农业社的生产多数暂时处于涣散状态。」仙居县的事态最严重，在「接近于农民暴动」的「仙居事件」中，数千农民进城「围攻领导，将县政府和公安局的门窗都打烂了，呼喊着退社、退回耕畜、农具和土地」，全县「在群众闹事中合作社一轰而

    散，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百分之九十一退到了百分之十九」。

    但这些农潮若与苏联相比就小得多。为镇压农潮，当局在 1957 年藉反右运动之势在农村采取行动，广东省一个月内批判斗争 1.6 万人、逮捕两千余人，「几乎全部是富裕中农，这才稳定了集体化的初始局面」。而为平定「仙居事件」，浙江省当局在该县逮捕 9 人、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