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 42 人。这些镇压规模不仅无法与苏联相比，而且也没有动用过正规军。 1956 年农潮之后到 1958 年公社化时，农民就再未发生反抗之风，甚至在大饥荒导致上千万人饿死时亦然。另外，中国在 1955 年春初级社时曾发生与苏联当年类似的农民屠宰牲畜之风，但规模要小得多，而到「高级化」与「公社化」时就再未出现这种消极反抗现象。由于当时把未经特许宰杀役畜列为刑事犯罪，因此甚至在三年大饥荒时也未出现大规模宰畜之风。

    过去对公社化的理解，流行鼓吹「群众首创」的「自下而上说」。改革时期以来，已少有人再提集体化动力来源于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之说，但「中层、基层干部首创说」仍很流行。现在看来，并非社区自治代表的「基层干部」之「首创」是否很有意义姑置不说，至少 1958年的公社化（与上头曾有过「反冒进」之说的早期合作化不同）完全是自上而下「布置」下来的。早在 195 5 年，毛泽东在他所编辑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就为〈大社的优越性〉一文撰写按语，提出「社越大，优越性越大」；「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在镇压了1956 年农潮后， 1957 年 8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农业大规模运动决定」和 10 月公布的 12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都以反右倾为基调，要求发展「运动」型农业。 11 月 6 日，《人民日报》社论更严厉指责「右倾保守者像蜗牛一样爬得很慢」。 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号称「并大社」之会，会后中共中央于 3 月 30 日发布「并大社」指示，正式发动了后来称为公社化的运动。而所谓的「第一公社」河南遂平县山查岈山卫星农业大社则是在 4 月 20 日才「首创」的。据刘少奇回忆，「公社」这一名称甚至也是「我、（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四人在一列南行列车上「吹」出来的： 4 月底，在前往参加广州会议的列车上，「我们四人……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据薄一波后来说，这就是「党内第一次设想用『公社』取代合作社」。刘少奇深为这一灵感所动，车到郑州车站时他便要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去实验。不久，参与了这场车上谈话的陆定一向毛泽东推荐了恩格斯论「公社」的一段话，毛泽东便在 5 月间断言：

    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

    接着，负责农口的副总理谭震林奉毛泽东之命到河南，会同吴芝圃授意山查岈山将「卫星大社」改名「公社」，时在 6 月 16 日。以后陈伯达在《红旗》杂志发表「七一」专文〈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承毛泽东之意提出要把合作社变成「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于是山查岈山公社又立即再改名「卫星人民公社」。这样，到毛泽东于8 月间视察河南河北时，他便「发现」了群众的「创举」。

    显然，如果说合作化的提前激活是出于粮食收购危机的逼迫，而基层干部或秉承上级旨意或出于自己利益主动的「首创」也加了一把火的话，那么公社化的发动就带有更多自上而下的「命令动员」性质。问题在于：何以俄国把「公有私耕」的村社变成「公有公耕」的集体农庄如此困难，而中国「一小二私」的农户却如此顺从地变成了「一大二公」的公社？土地公有、劳动组合的传统对俄国农民走向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