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先下个“此路不通”的结论，然後另搞一套。

    杜：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在没有自由没有民主的情况下，确确实实地学术界有一批人还在打着民主旗号，大反所谓直接民主。这种趋向我想恐怕就有历史经验问题，也就是问题的针对性问题。针对中国89以後的这个状况，我们在谈自由也好谈民主也好，无论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直接民主还是间接民主，恐怕都不能把它们摆在一种对立的、排斥的关系上。另外这些理论本身主要也不是相互排斥的。你谈消极自由也好沉默自由也好，它与谈抵抗权利之间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谈间接民主在现阶段的合理性和直接民主在现阶段的适用性在逻辑上也不见得是排斥的，直接民主表现在多种形式上；而且民主的发展必然是间接民主和直接民主相互融合的、多层次的，在不同层面针对不同问题的。所以最近这一段学界反思这个问题，包括谈大跃进问题。不能从大跃进本身的问题上再导致另外一种结论，不能从大跃进、文革等等事情中认定直接民主是有害的。如果导致这一种结论的话那就很可悲。

    秦晖：清华大学（北京）文学院

    杜钢建：中国国家行政学院领导学部

    王东成：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系

    黄钟：中国经济时报（北京）

    杨支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