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的功利观，即自由竞争能达到全社会总效用最大化，用哈耶克的话说即“从总体观之，自由将释放出更多的力量，而其所达致的结果一定是利大于弊”。（P.31）的确，当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自由理论已经至少在逻辑上圆满地证明了：在一个既成的自由市场中每个人对自利极大化的追求会被整合为社会总效用极大。但是，未必有人能证明在没有市场的情况下仅凭每个人追求自利极大化便可造成自由市场。我们姑且相信，一个“理性自利”的人在诺齐克所讲的“最小国家”与“最大国家”之间他会选择前者。但如果他本已生活在“最大国家”之中，在反抗还是顺从“最大国家”之间他还会选择前者吗？无疑，如果他真是“理性自利”的话，由于顺从“最大国家”而可预期受到的损害必远小于反抗这个国家所冒的巨大风险，他只能选择顺从，而且国家越是“最大”（亦即离自由市场越远），他就越会这样。

    进而言之，上面的叙述还过份简单了。事实上单个自利者在“最小”与“最大”国家之间也未必会自愿选择前者。共同体对其成员一般都有束缚与保护双重功能，摆脱束缚同时意味着失去保护，而后者往往在经济学的市场生成理论中未受到足够重视。考虑到这种因素，我们再假定以权力和能力区分，社会上的个人可以划分为有权有能者、有权无能者、无权有能者，及无权无能者。考虑到这四种人因摆脱束缚而得到的好处和因失去保护而蒙受的坏处并不对等，可以说在一般情况下，有权有能者、有权无能者、无权无能者都会选择“最大国家”，而无权有能者在“最小国家”与“最大国家”之间不会选择后者，但在顺从还是反抗后者之间却会作出上节所述的选择。于是通常在这种条件下，所有这四种人基于自利考虑都会选择“最大国家”。

    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在政治上，正如有人所说：自由主义的标准立场是：“我愿拥护一个可以反对的政府，而反对那种只准拥护的政府”，或者说是“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然而事实上，人性的弱点总是使人的“理性”趋向于：反对那种可以反对的政府（这时他们显得十分“激进主义”），而拥护那种只准拥护的政府（这时他们又十分“保守主义”），或者说是“见好不收，见坏不上”，该激进时保守，该保守时激进（这里的“保守”与“激进”都不取形而上含义而只就其字面而言）。其实通俗地讲，人性的一大弱点就是欺软怕硬，这不是某个民族的“劣根性”问题，也不是什么特定意识形态（“保守主义”或“激进主义”）的问题。基于这种天性，人们爱给“最小国家”捣乱，给“最大国家”屈膝。这就是为什么哈耶克说的“自发自生秩序”产生自由主义只能从形而上来理解而不能当作对历史进程的描述，而历史上实际发生的“自发自生秩序”却绝大多数是非自由主义秩序的道理。

    哈耶克通过他的“否定的自由主义”理论，深刻地证明了“通往奴役之路”的危险性，然而《通往奴役之路》这个书名也正是他思想局限性的集中反映：他只是否定了这条道路，却并没有论证“通往自由之路”在哪里。根据他的理论，人们只有或者假定自己生来已处在自由之中，或者坐在家里等待社会上“自生自发”出个自由秩序来。

    哈耶克指出人的理性有限，僭妄地企图从某种理念出发给社会设计“理想”秩序，只会把社会引向“通往奴役之路”。这无疑是对的。但他无暇虑及的是：“通往奴役之路”并不只这一条。“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那种毫无理想主义色彩的政治流氓“奴役”众人的秩序，我们在历史上见得还少吗？其实，仅从事情发生的机率而言，理想主义的“圣人专制”要比利欲熏心的“流氓专制”罕见得多，而且由于哈耶克也论证过的那些人性的弱点，前者即使发生了也会很快向后者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