峙，战争不断”，“一直保持着尚武精神”，因而“也就有改进武力的需求”。换句话说，近代中国的“外患”与历史上的“蛮族入侵”并无本质的不同。应当说认识过程往往是要经过“否定之否定”的，然而盛洪的回归旧说却很难讲是否定之否定。就现象而言没有人会否认西方是以炮舰而不是以自由贸易打开中国国门的，也没有人会否认这种侵略的非正义性。然而“船坚炮利””技术成就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倾向自由贸易的，这同样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当然资本主义与自由贸易本身都有个发展过程，以今天tO的标准看，19世纪的资本主义贸易不能说是很“自由”但若说它还不如当时传统中国习俗——指令经济中的贸易来得“自由”则未免太有违常识了。盛洪这样说唯一的根据是：据说当时西方关税税率比中国为高。但我们且不说他列举的税率数字是否无可争议，只需要指出：即使在关税壁垒已成为自由贸易主要障碍的今天，仅仅以关税税率来衡量贸易的自由度也是有问题的。例如你能说红色高棉治下的柬埔寨是因为关税税率很高才没有贸易自由的么？

    事实上，以税率杠杆来调节经济这一现象本身，比之直接以行政手段支配经济来已是“自由”多多。在历史上，关税壁垒是重商主义的一种实践，而没有这种壁垒可能意味着“后重商主义”自由贸易时代，也可能意味着“前重商主义”命令经济时代。在中国古代，政府对外贸最积极的时代是宋元而非明清。两宋政府尤其是幅员缩小而军费浩繁的南宋政府基于财政需要而鼓励市舶贸易，市舶口岸多达20余个，还曾以抓壮丁式的方式强籍商人出海（见《宋会要·刑法》2之144）。然而这种贸易并不“自由quot;”市舶司（类似海关）对进口货“抽解quot;”征税）10—40％，这一税率比盛洪讲的清代关税要高许多。但关键问题并不在此：宋政府对外贸的最致命的控制实际上是在“抽解”后。纳完关税的货物并不能直接进入市场，要先由市舶司统购统销一大部分，号曰“博买”主要的舶货如奢侈品、镔铁、药材等全部收购，其他货物也要由官府“博买”半。“博买”后由官方编纲解运京师。“官市之余，听市于民”《宋会要·职官》44之2），真正能“自由贸易”不过这些漏网之鱼而已。

    明清政府的外贸政策就更为保守。明代曾长期实行“片板不许入海，寸货不许入蕃”海禁政策，完全取缔民间外贸，以致于逼商为“寇”造成了绵延不绝的“倭寇”题。清代初年也曾厉行海禁，“片帆不准入口”康熙中叶解除海禁后也只限四口（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通商，比宋元时代的口岸少得多。而且仅仅70年后又关闭了三口，只限广州一口通商，实际上回到了半海禁状态。在广州一口又实行官府特许的行商垄断制度，加上对越来越多的货物实行禁止外贸（包括军需品、粮食、铁、丝绸、马匹、书籍等）对国民接触外国人的严厉限制（如1759年《防夷五事》条规所规定的）等等，对“自由贸易”排拒岂是今日所谓的关税壁垒或贸易保护主义所能比拟的？

    清代的关税税则紊乱，黑幕重重，贪污勒索，若就国库所得而言，其税率确实不高，不仅低于英国。而且也低于两宋。但这与自由贸易全不相干，只反映了当时以自然经济立国，以地丁钱粮为“正供”当局视外贸为不正经，犹如偷鸡摸狗，国家财政岂能寄望于此？有趣的是清代关税率比更为看重市舶之利的两宋为低，但却比根本无所谓关税、绝对禁止民间外贸而只搞破财换虚荣的“贡赐”的明朝为高。可见在传统中国体制下关税税率（如果说可以按现代统计口径称之为税率的话）的低下与其说与贸易的自由度成正比，不如说几乎是成反比的。这无疑是典型的“前重商主义”特征。

    在前重商主义体制下，官方不仅限制进口，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