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阻出口（这与重商主义只限制进口但支持出口正相反）;限制的目的也不是保护国内产业，而是便于管制国民。清初海禁是为了对付郑成功，弛禁后的外贸管制也是为了防止洋人“勾串内地奸民”《清高宗圣训》卷199）。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各国歧视外商是为了支持本国商民的话，传统中国在对外商有时确如盛文所说“真是太宽容了”同时，对本国商民却极尽歧视、镇压乃至剿灭之能事，其手段是一点也不“和平”。相应地作为“博弈”的另一方，当时的中国海商也常常以海盗的形式对祖国处在战争状态，从明代作为所谓“倭寇”主体的中国民间海商武装，到明清两代的林凤、林道乾、刘香、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以至朱、蔡牵、郭惟太等莫不如此，这其间哪有什么“用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文明规则!尤有甚者，明清当局与扩张到东方的西洋殖民势力联手剿灭本国海商的事也屡见不鲜，堪称“规则”。明万历时“官军追海寇林道乾至”菲律宾，西班牙人“助讨有功”（《明史·吕宋传》）。清康熙时官军又与荷兰人联合进攻郑成功在金门、厦门的基地。盛文对中、西在菲律宾的“殖民”作比较后大为感慨，引为传统“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和平更自由的证据。其实那时的中国官府何止“没有派兵去保护中国侨民”而已，他们还派兵去追杀过“中国侨民”呢!在当时的官方眼里这些“侨民”根本就是“盲流”或“叛逃”之类，巴不得借洋人之手除了他们，这里哪有什么和平与自由，有的不过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而已。

    说到“内战内行”，当然不仅止对海商为然。盛文极称欧洲近代以前“战争不断”而中国则是长期和平，这有违基本事实。欧洲中世纪领主林立，表面上战争很多，但以中国标准看其规模大都很小。“百年战争”中最大战役之一克勒西会战损失骑士1500人，日耳曼骑士团历史上最著名的楚德湖“冰上之战”死亡400人，被俘50人。这在西方历史上算是“大战”，在中国历史上却不值一提。许多更小的“战争”在我们看来就几如大型宗族械斗一般。西欧历史上最著名的几次“农民起义”，如英国的瓦特泰勒起义、法国的札克雷起义等，中国农民战争史的眼光看如同儿戏,，多够上“骚乱”的水平。中世纪欧洲军队多是临时征集的骑士与附庸,，家供养的常备军不多，我国北宋时无论平、战都供养着百余万军队的状况是不可想象的。欧洲中世纪人口总的来说增长缓慢且时有起伏，但绝看不到象我国历史上那样周期性地在王朝末世的大规模战乱中一下损失掉半数以上乃至9/10以上人口的浩劫。远的不说，明清之际的战乱中仅四川一地经过所谓“张献忠屠蜀”（是否张献忠所“屠”姑置不论），原有300多万在册人口的天府之国只剩下1.8万余丁，这样大范围的人口灭绝在欧洲历史上有过吗？我们列举这些事实并不是想说明中国人比西方人更“野蛮”。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专制政治与命令经济使人野蛮，这无论对哪个民族都是一样的。近代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是历史的铁案，谁也不能翻了它。然而像盛洪的如下说法，我以为是过分了：他认为今天世界上的一切罪恶，“从日本军国主义，到东南亚的金三角”，都源于“英国人早期的劣迹”;而日本的拒不认错似乎也是有理由的，因为“在日本之前的侵略者并没有道歉，这里指的是西方国家”。这样的话正是今日日本极右翼常说的。然而为什么德国人就没有搬出这理由来拒绝道歉?“英国人的劣迹”以前的世界是个大同世界吗?如果西方人以东方人没有为成吉思汗征欧而道歉为由坚持殖民主义又当如何？西方人当然应该为他们当年的行为道歉，但法西斯与一般意义上的殖民主义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像南京大屠杀那样的事，英法美等国是做不出来的。“日本文明”是否比“西方文明”更野蛮倒说不上，但天皇—神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