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

    拥有的时候你不觉得它们的可贵，失去时才发现必不可少。

    在北京，掌握真理的不是深宫大院里的高官显贵，不是胸有万卷书的文人学者，而是出租汽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是一个流动的原子，与形形色色的人物交谈、契合或对峙。了解、观察。品评与体味，此后反刍而出的必然是真理。

    想了解这个世界，其实并不难，上街与出租司机聊聊就行了。

    胡建学在泰安推出《胡建学选集人不愧为孔子故里的地方长官，比别的贪官污吏站得高看得远，由“武功”上升到“文治”的境界。

    这是令热爱“传统文化”的人们欣慰的事情：孔子思想，光芒万丈，照得贪官也形象高大。别的地儿，能孕育出这样高层次的贪官来吗？

    一旦爱情进入公众领域，它立刻沉重起来，成为包袱。

    很喜北大的“勺海”。巴掌大的湖，也敢称“海”！“勺”与“海”之间的差距形成巨大的张力，使这个词具有了“动如脱兔，静如处子”的魅力。

    一勺水，何妨存烟波万顷之想？

    人性中的首恶，莫过于对同类的残忍。

    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便是用“真理”来解释残忍。

    中国的道德是以不承认人的弱点为前提的。

    这样的道德最终成为杀人的利器。

    不强迫每一个学子都成为思想斗士，但决不能扼杀那一两个想成为思想斗士的学子。这是一个健康多元的社会应当遵循的一条原则。只有梁山泊才强迫每个人都入伙革命，只有法西斯才扼住每张想呼喊的口。

    尊重别人的选择，也坚定自己的选择。

    想约师兄沈源写篇稿，纪念北大百年校庆。但他在回信中说，“作为记者，我可能会去采访，但作为学生，我没有任何喜悦。年纪大并不能说明什么，有过自由思想更不说明什么，事实证明：往往是懂得自由的人在压制别人的时候就特别的起劲，因为他能从中获得别人不能理解的愉悦。”

    把这样揪心的话写出来，需要怎样的勇气呢？跟我一起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训练的一名国政系学生，本科毕业后在某系当上了团委书记，顿时摇身一变，从当年痛恨教官管制的青年变成了趾高气扬的官员，而且对付学生的手段比他的年过中年的前任要厉害百倍。鲁迅说得好：“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青年急着升官发财自然会不顾一切的。自由早已是昨日黄花，不仅我不要自由，还不惜剥夺别人的自由。除了沈瀚兄所说的“愉悦”外，我想更重要的还是“顶子”——从古以来顶子都是需要用鲜血来染红的。

    学术圣地向官场堕落，是社会整体堕落的最后一步。

    1945年11月25日的晚上，钱端升教授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草坪举行的时事论坛上，慷慨陈辞，反对内战，反对个人独裁。这时，国民党军队在围墙外打机关枪相威胁。钱氏仍然高声演讲，与枪声相应和。

    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思考死亡问题，对我这样的青年来说不太恰当。

    当我读到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句子：“我看见我的生命，你的死亡。我那在继续的生命，你那在继续的死亡”的时候，我惊呆了。生命和死亡都同时在继续着，“我”很快就变成“你”了。

    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恐惧。

    因《自由中国》事件，主编雷震被判“煽动叛乱罪”，此罪可致死刑。此时，主要撰稿人夏道平、殷海光、宋文明三人挺身而出，共同发表声明，对于他们在《自由中国》上写的社论和文章自负其责，而被控为“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