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动”、“动摇人心’的文字多半是他们写的。在那人人自危、软骨症盛行的时代里，那种做人的嶙峋风骨令人震撼。

    久违了，有尊严的中国知识分子！久违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

    今天，知识分子正在普遍爬虫化，回首当年孤岛上的“三座大山”，恍若隔世。

    文人都想当诸葛亮，于是刘备便成了旷代圣主。

    宋徽宗、李后生当皇帝的时候，是文人学士、画家乐师日子过得最舒服的时候。

    然而国也亡得快。

    《位十四孝图》公然刻在白云观里，是为儒家的道家化。儒家高贵的学说，通过道家这个庸俗的宗教，深入千家万户。

    等到贝克特得到诺贝尔奖的时候，60年代也接近尾声了，梦想与光荣，鲜血与鲜花，随风而逝，随水而流。贝克特的一生不是在等待，就是在被等待。他最终没有出席颁奖典礼，我很难想象《等待戈多》的作者在典礼上会有怎样的言行。但他也没有拒绝奖金，否则他就成了萨特。

    用不着把诺贝尔奖看得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不能拥有让诺贝尔奖惭愧的伟大作家呢？

    是一本比还要奇怪的书。有一节写孙行者审秦桧，高总判有一段禀告：“爷，如今天下有两样待宰相的：一样是吃饭穿衣、娱妻弄子的臭人，他待宰相到身，以为华藻自身之地，以为惊耀乡里之地，以为奴仆诈人之地；一样是卖国倾朝，谨具平天冠，奉申白玉袭，他待宰相到身，以为揽政穷之地，以为制天子之地，以为恣刑赏之地。”

    于朝百代以来，除了王安石等三两个书呆子外，宰相全是以上两类人，要么是昏蛋，要么是好佞。不信，列个名单数将下来，大一统的太平盛世多是前者，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多是后者。

    这是什么——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无翼而飞，无足而走，无远不往，无幽不至。上可以通神，下可以使鬼。系斯人之生命，关一生之荣辱，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资可使贱，生可使杀。故人之忿很，非这个不胜；幽滞，非这个不拔；怨仇，非这个不解；令闻，非这个不发。

    这是金钱。作为一名贫困的学生，我在情感上对上面这段话表示认同；作为一名清醒的思想者，我又不得不对这样的愤怒表示质疑。仇恨金钱的原因大抵是得不到金钱。在贫困中，保持对金钱的平常心，则是对一个人理智力量的检验。

    “老”是一个可怕的词，如爱滋病一样，沾到别的词，别的词便倒大霉。如，“处女”本来是个让人感到“纯洁”的词，但添上“老”成为“老处女”以后，便立时有了阴森、扭曲、变态的含义；“学生”本来是个让人感受到“天真”的词，但添上“老”成为“老学生”以后，便立刻有了迂腐、愚笨、拙劣的含义。

    不要忽视年轻时感动过你的东西。

    不要相信年老时你坚持着的东西。

    前者是纯真，后者是僵化。

    李鸿章晚年总结一生事业，抚膺叹息：“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待，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耸，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耷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流露，不可收拾，但待糊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把自己定位在“裱糊匠”的位置上，倒也有些自知之明。然而，老大帝国仅有裱糊匠是不够的——外边已是暴风骤雨，茅屋随时倾覆，这时需要一名大建筑师。

    梁启超之粹鸿章传》曰：“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可谓的评。李鸿章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