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找不到一篇“有文学价值”的文章么？学子们恍然大悟。讲完课，先生还忘不了补充一句：“我讲的内容你们姑且听听，夏老师不会作为考试内容。”大家都笑了。

    尽管不浪漫，但平原绝不呆板。他讲课时有一句口头禅“好玩’”。在讲鲁迅、周作人、章太炎、梁启超的时候，“好玩”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极高，“好玩”两个字的背后，是一种罕见的生命情趣：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在学术中找到“好玩”的东西。我从来就不相信“学海无涯苦作舟”一类的鬼话，做学问的人自己也觉得学问枯燥无味，是一种苦行、苦役，那么别人又怎么会对你的学问感兴趣呢？“好玩”是做学问的一种境界，所谓“苦尽甘来”是也。陈平原靠一篇论文《论苏曼殊、许地山小说的宗教色彩》敲开了北大的高门槛，师从王瑶先生，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第一批博士研究生。陈平原对“行云流水一抓增”的苏曼殊有特别的喜爱，“此君在我的学术生命以及情感体验中，都曾占有独特的地位。”恰好，我也是个“苏迷”。三年级的时候，要写学年论文了，我到系里去看老师们出的题目，一眼就看到陈平原出的题目“苏曼殊小说研究”，顿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决定非选这个题目不可，同学们劝我说，陈先生对论文要求很严，一个注解也不放过，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我呢，还是硬着头皮准备我的论文去了。初稿呈上去以后，一直忐忑不安，原来的那一丁点自信荡然无存。过了半个月，先生拿着论文找到我，一张单子上列了好多条意见。他一个接一个地指出我论文的漏洞，听得我面红耳赤，恨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再仔细一点。下来认真一想，这些漏洞，也只有先生才有“法眼”看出来，自己哪能“防患于未然”呢？于是，又静下心来在图书馆老老实实地泡了十多天，修改稿出来后，居然获得了先生的好评。本科生的论文，老师们向来是不大重视的，好些同学的论文、老师仅仅是评个分数罢了。陈平原先生却认真得令学生感动，也令学生有些害怕。因此，那一年的学年论文，只有我一个人选择陈平原先生的题目。

    “念小学时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进初中碰上‘文化大革命’；刚刚在书桌前坐下，又说必须‘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制度，这才走进大学校园。”岁月蹉跎，青春苍凉，博士毕业，陈平原已33岁了。然而，博士毕业后不到十年，他已在学术界做出了惊人的成绩。以我浅陋的学识，自然难以把握这些年来先生的学术思路，但我感受最深的无疑有三：一是“20世纪文学史”概念的提出，打破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学科界限；二是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的研究，成功地将西方理论移植到中国文学研究中；三是梳理近百年学术史的工作，为当今的人文科学研究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抵。《独上高楼》是先生最好的文章之一，短短数千字，阐述清楚了别人几万字也说不清的大问题。结尾一段话如同寒山寺的钟声，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既然曾经‘独上高楼’，也已经‘望尽天涯路’，明白坟场后面不一定是鲜花，还没有忘记‘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那就只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选择文学史研究，也就选择了寂寞与冷清，这一点将随着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而日益显示出来。对于‘实迷途其未远’的年轻学子来说，明白这一前景，还愿意选择古老而苍凉的文史之学，确实当得上‘悲壮’二字。”

    那天晚上，久久未眠。半夜起来，泡上一杯茶，窗外是半轮昏黄的月亮。睡在上铺的“兄弟”在半睡眠状态咕味了几句：“你发什么神经啊？”在黑暗中，我觉得我应当分享这份“悲壮”——一仅仅是为了“好玩”。

    几个同学一起到张鸣老师家聊天。张老师对学生十分热情，赶紧让师母泡茶。师母问：“泡哪种茶”？张老师高声说：“泡最好的那种！”言语之中，颇为自豪。泡好茶，师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