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这可是张老师珍藏了很久，舍不得喝的茶叶。你们一定是他最好的学生，他才这样大方。”

    轻轻地啜一口，只觉得芬香沁脾，妙不可言。张老师有意卖个关子，不告诉我们什么茶，让我们猜猜。我们谁也没有开口，心里想：“说错了，不是太没面子啦？”张老师看着我们的尴尬状，哈哈大笑。然后从来人喝茶谈起，历举宋人诗文中关于喝茶的句子，逐渐把我们引入一个诗意盎然的古代世界。这一刻，我才理解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人，诗意地牺居。”谈着谈着，茶已凉。我们欲起身告辞，先生说时间还早，再聊吧。于是，又添上水，又聊开了。我们谈起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名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的日常生活》。张鸣老师说，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的学问做得这么好，真令中国学者感到汗颜。概括宋代的文化，谢和耐只用了一个词“文艺复兴”，不尽的意蕴全在这个词中，比起我们的学者大段大段冗长沉闷的阐述来，不知道要精彩多少倍，这不仅是做学问路数的不同，而是境界的差别。

    说起学界的现状，先生有着冷峻而清醒的认识。学术界已逐渐堕落为一个名利场，学术论文则变成赌博场中的筹码。张先生讲起先秦时“二桃杀三士”的典故，而今那些层层上升、名目繁多的官衔、职称，不就是进化了的“二桃”吗？而自谓聪明绝顶、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仍然还在“三土”那个鬼打墙的怪圈里转悠。

    张老师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新闻与学术绝不相容。时下有不少学者频频作秀，炒卖一个个的“学术现象”，号称“新闻学者”，这是最令他厌恶的，“一旦成为新闻，学术便变味了。”

    张鸣早年参军，在“大熔炉”中锻炼过，跟军训了一年的我有许多共同的感觉。那种“一体化”的模式，都是我们深恶痛绝的。在军队里学不到什么，唯一学到的便是怀疑。要么沉沦，要么从此具有深刻的反思能力，要么戴上面具狂舞，要么撕破面具任由自己鲜血淋漓。“心有戚戚焉”的师生选择的都是后者。恢复高考后，张鸣考进北大，从此便选择了一条清贫的但却是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物质世界的匾乏，却也有它的另一面：精神世界的自由。张老师讲东坡的时候，是他最有神采的时候。“村边古道三岔口，独立斜阳数过人。”这是东坡晚年的诗句，饱经沧桑后，坡仙痴心不改，依旧傲骨嶙峋—一那是孤独的极致，也是顽固的极致，这样的人，世间还有什么力量让他低头呢？

    军旅生涯的创伤，于我仍然是一个难以驱除的梦廉，于张鸣先生则是重新定义“自由”的参照系。大风吹芦苇，谁能不折腰？自由在这样一个过度喧哗的时代里，已经没有多少人感兴趣了。它如此被人蔑视，又如此容易丧失。然而，总有那么少数人，把自由看得像空气、水和面包一样重要。珍惜自由的只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的天性中有对自由的渴求，他们曾经被强力剥夺过自由，尝试过“丧失自由之痛”——一于是，他们便把自由当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幸运的是，在北大这个地方自由还能受到人们的尊重，人们自由地选择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讲课、听课。读书、写作、思考。欢悦在疏离中得以产生，智慧在孤独中闪烁光芒。

    “今人未必比家人活得好。”张鸣老师对宋人作人作文的方式深有考究。工具理性的膨胀，并没有能凸现人的主体性，相反，人更深地陷入茫然无措的状况中。他谈起在两个场合看到的人群。北京站的广场和地铁的入口处，那么多的人，目中无神，面无表情，仿佛处在半睡眠状态。他们只是在走路，为走路而走路。一样的疲惫，一样的呆滞，一样的茫然，尽管天生有美有丑，但美丑背后都是一样的灵魂。“多少年了，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仅仅是衣服漂亮了。鲜艳了，但那不过是衣服而已。”张鸣说，要是一个摄影家拍摄几百幅面部的特写，放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