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张需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称，中国的伦理观念、哲学、自然科学、社会学说和社会制度，都应该彻底重估，参考西方的这些部门，重新创造。这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些时候鼓吹的那种有心无意的改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种广泛的热烈的企图，要推翻那个停滞不前的旧传统的基本因素，而以一种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荡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彩的论述：“所谓文明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并不能单独使用它某一部门的科学文明。例如为了要采用西方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建设生产它的造船厂和兵工厂；而为了能够有效地发挥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技术，又必须使构成其基础的经济活动顺利开展。于是，这便同以追求利润为不道德的儒家伦理发生了矛盾。因此，要拥有军舰就不能不使该国的文化深受影响。”可见，甲午之败，中国败不在军事，败在文化。可惜的是，直至今天，我们还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为样板，不得不令人啼笑皆非。

    爱国主义古已有之，并非“五四”独创Z“五四”独创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民主、表达自由、全盘西化等现代理念。统治者很害怕后者。因此便巧妙地将“五四”改头换面，装饰成舞台上一个浓妆艳抹的角色，照样能吸引观众好奇的眼光。北大电影院里掌声响起时，除了情绪，别无他物，情绪之外，是思想的空壳。不要忘了，这部电影产自市场经济发达的香港，渲染民族主义的目的不过是投合我们迷狂的“爱国心”，多赚几个钱而已。时下，有诸多学者谈“超越五四”、“走出五四”，口号倒是很响亮，依我看，“超越”、“走出”还远远谈不上，现在是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认识五四”的时候了。

    不久前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不起眼的消息：阿根廷陆军司令承认，军入政权期间阿根廷有3万多人被杀害。1973年3月，阿军人政变推翻庇隆夫人的文人政府，解散议会，禁止一切政党活动。不到10年间，军人政府先后逮捕5万名左派人士、进步知识分子、学生和市民，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受尽酷刑后，被装上直升机，分批扔进浩瀚的大洋。在给他们家庭的通知里，只有“失踪”这个最简单的解释。

    读到这则报道时，是一个炎热的夏夜。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凉入骨髓的感觉。想想那麻袋中的活人被扔进大海时的场面，那响彻天空与大海之间的惨号仿佛索绕在我的耳边，那入水时溅起的水花仿佛也飞溅到了我的脸上。我又想起50年前柏林那阴沉沉的地堡里，希特勒向自己的太阳穴开枪的时候，眼光依旧如鹰隼一样冷酷强悍。他是以一种心满意足的而并非绝望的的心态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他也许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虽然死去，但法西斯主义并不像陪葬品一样消亡。法西斯的幽灵将徘徊在整个20世纪人类的历史里。

    我宁愿以宽泛的视角，从文化——心理层面来剖析法西斯主义。从中非以吃人为乐的皇帝博萨卡到拉美文豪阿斯杜里亚斯笔下的“总统先生”，从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其内核都与法西斯紧紧相联。正是在这一系列的历史断裂处，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所共通的缺陷与危机。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在中写道，每一个时代，每一种文化，每一种道德风俗与传统都有自己的方式，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温和与严厉，美好与丑陋。只要当两个时代，两种文化与宗教相互交错的时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失去了一切惯例，一切安全感和纯洁无邪。于是，地狱之门就打开了。这里，黑塞敏锐地预见到法西斯产生的社会基础：动荡时代里失去根基，失去希望，惊恐交加的人群。

    20年代末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将恐怖笼罩在每个德国人的头上，经济基础的瓦解引发了上层建筑的崩溃，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神话破灭了，康德那曾被奉为圣经的名言：“人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