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高尚的生物，所以他不能只被当作他人的工具”，现在已被雨打风吹去。在风雨飘零、朝不保夕之中，秩序与自由变得无足轻重了。人为的法律最主要的功能是划定某种界限，在界限之内建立起人与人沟通的孔道。而在恐惧中孤立的人误把“界限”当作灾难的根源建立新的“最高秩序”时，便在选票上虔诚地填上了他的名字——有什么比“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字眼还要诱人呢？即使是那个时代的精美人物，如海德格尔、庞德等人也义无反顾地加入这一历史逆流之中。俄国哲学家洛斯基痛苦地检讨这段历史时说：“恶魔不是以魔术来征服人的意志，而是以虚构的价值来诱惑人的意志自觉服从它。”波兰哲学家柯夫斯基是集中营里的虎口余生者，他的体验更加真切：“恶魔声称他们是出于大爱才对你们行恶，他们要解救你们，给你们提供心灵的帮助，给你们带来伟大的学说，让你们灵魂开启。恶魔这样声称时，他们并没有说谎，他们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并早已打算为自己崇高的事业献身。”那么，这种“崇高的事业”是如何*呾淆善恶，深入人心的呢？

    二、“我”与“你们”的深层结构

    季羡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地回忆了20年代在德国的留学生活。那和蔼可亲、关怀备至的房东太太，那机灵活泼又带几分忧郁的德国同学，那一丝不苟做学问，把东方青年视若己出的老教授……人们是那样地善良、聪明、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于是，一个最大的悻论产生了：为什么具有高度哲学、科学和艺术修养的德意志民族会被纳粹组织成一架疯狂的杀人机器？为什么平时爱好文学与音乐的市民面对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的悲剧，居然会无动于衷，甚至助纣为虐？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在恶劣的环境中保护犹太血统的妻子，因而被解除教职，逐出大学，差点付出生命代价。然而，正是他第一个开始深刻的忏悔。1945年底，在一片废墟与墓碑之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他指出，除了负有法律上罪责的战犯以外，全民族中所有没有公开反对纳粹的人都不可推卸地负有政治上、道德上和本体上三个层次的罪责。因为罪责是全民性的，对它的惩罚也是全民性的。这种忏悔已经不仅仅是忏悔了，雅斯贝尔斯将铁锹深深地挖向法西斯主义盘根错节的根系。

    希特勒在一次对闪电部队的讲演中，有一句流传甚广却未被深入剖析的名言：“你们所有的一切透过我的存在而存在；我所有的一切也透过你们的存在而存在。”这里，“我”与“你们”似乎水乳交融，独裁似乎是一种比民生更民主的制度。美国学者*特兰认为，极权主义的统治者认为最理想的子民并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观念的人士，而是丧失分辨力，匍伏在观念脚下的民众。有一部德国影片里，集中营的司令它原来是个整天乐呵呵的啤酒商人，他在公务闲暇还自得其乐地教小女儿制作植物标本。然而，一入集中营他便面若冰霜，动辄处死战俘。两种截然不同的面目是如何统一于一人身上的呢？我们也许觉得难于理解，但法西斯主义轻而易举地将两者结合得天衣无缝。法西斯主义认为，全权专政具有历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乎规律的价值根据，他们代表着某种总体的权益，例如德意志民族的振兴、大同乌托邦的实现等等。他们通过恐怖的形式将历史或自然的力里透过人类，而自由自在地运行。因此，有罪与无罪、善良与残暴这类名词变得没有意义：所谓有罪就是指阻碍自然或历史过程的行为，犯有这种罪行的人被控诉为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驱逐与消灭他们是自然而然的方。法西斯主义就这样巧妙地完成了对人的精神的整合。

    美国作家苏珊娜曾经研究法西斯的美学，她透过希特勒大阅兵的记录片、欧洲修剪整齐的宫廷园艺、斯大林红场上的群众集会、日本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