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后，这位曾代表俄罗斯良心的老人因患肺炎不得不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下车。在这个小站站长简陋的木头屋子里，在一张临时拼凑起来的小床上，在窗外无数旅客哀痛的目光下，11月7日清晨老人与世长辞。关于托翁的出走，历史上有种种捕风捉影的说法。我赞同茨威格的说法：“这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后命运无损于托尔斯泰的伟大。如果他不为我们这些人去受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也就永远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堂·吉珂德要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理想者，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风车。托尔斯泰则要艰难得多，他面对的是从他的妻小到他的国家的巨大压力。而在制度化的周世纪，理想者的艰难与危机显得更加严重。

    在极度物质化的美国，索尔·贝娄是一位极为奇特的知识分子，面对“千千万万正在枯萎的灵魂，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了睡，睡了吃”，他仍然坚持“人类必须恢复它的想象力，恢复活生生的思想和真正的生活”。在《晃来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约瑟夫长时期生活在混乱不堪的世界里，不停地寻找内在稳固的生存支点。在《赫索格》中主人公是一个崇尚理性的犹太知识分子。他不停地写信，一会儿给古人写信，一会儿给今人写信，一会儿写给总统，一会儿写给故去的父亲。他不断地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创造，一生都在追求，却始终无法摆脱世俗世界的影响与支配。几乎在贝娄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这样一个理想者的形象。对于现实，贝娄是悲观的：“几十年来，在世界各地，居一政府最高地位的，已经看不到真正称得起人的人了。……在这自由的世界里，我们没有挨饿，我们也没有受到警察的纠缠，没有因为我们的思想而被关到疯人院去。既然我们如此得天独厚，那就应当系统地阐述人类所遭遇到的新问题。然而，与此相反，人们正在丧失一切关于个人的生活，剩下的唯有嘲弄、憎恶和腻烦。”尽管如此，作为一名理想者，贝娄依然没有放弃他的理想，“宇宙间可能有一些真理，它们毕竟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东西确实在四分五裂，但这一过程也正是我们必然经历的精炼的过程，重要的并不是找得到或找不到人生支点的问题，也不是能够或不能够实现理想的问题；而是在追求理想与价值的过程中，人的孜孜以求、百折不挠的精神，这一切恰恰捍卫了人的尊严，申明了人存在的意义。

    对于一切高度制度化的社会来说，理想者都是有病的，他们无法和谐地与自己周围的一切相处。真正的理想者是如此罕见，以致于艺术村里盯着美元流唾液的画家们与校园里搂着女友嚷痛苦的诗人们也堂而皇之地以理想者自居。塑料花比真花还要美丽，这已是人们惯有的感受。当修补处女膜变成医院挣大钱的生意时，还谈“理想”未免显得不伦不类。然而，我平静地走在理想者应当走的道路上。我避免用“理想”去攻击我所告别的人群，因为“理想”只用来打击自己过于脆弱的心房。我也避免用“理想”去拯救我所疏离的生活，因为“理想”只用来拯救自己过于躁动的灵魂。

    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想者呢？我不知道。行囊里，有一部书——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1996年11月5日，牛津大学各学院的学监们以259票对214票的表决结果，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的提议。后者建议向牛津捐款340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

    这似乎是天方夜谭。哪有拒绝送上门来的捐款的道理，牛津究竟是富得流油还是疯了？然而．牛津人白有牛津AM％x A津人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对公众服务，而不是对赚钱有所准备。他们担心，上商教育无非是讲授如何在6个月内赚取50万美元。所以，核监们决定：“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工商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