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义德对牛津的决定达‘系不解，新闻界也有指责中津“保守”的，但牛津人则认为：这一决定是“牛津大学历史价值观念的胜利”。在某些问题上，牛津确实像固执坚韧的“老牛筋”，决不作半点退让。现在，连某些非洲国家刚建立的大学也设厂规模庞大的工商管理学院，但有着千年历史的牛津，却依然不为所动，将“花里胡哨”的工商管理学院拒之＊J 外。在牛津，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do you think？”他们把思想创见看得最为重要。这里产生过星光灿烂的、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大学者：托马斯·咋尔在这里写、亚当·斯密在这里写《持富论》、艾略特在这里写《惊原》、汤恩比在这里写《历史研究》……

    作为世界学术的圣城，“牛津本来就是为杰出的人才而存在”。

    文学与流亡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家与流亡者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勃兰花斯的巨著《世纪文学主流》开篇便是“流亡文学”。他对在卢梭启发下产生的法国流亡文学及其代表作家，如夏多布里安、勒奈、史南古、诺底叶、斯塔尔夫人等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勃兰兑斯这样写道：“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立在新世纪的曙光中；19世纪的晨6＆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特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的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拢起来。为此他们想到屈辱，他们的感情的迸发表露了这种情绪，在这里面人们可以感受到激发人心的力量。”

    从天性上讲，勃兰兑斯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一位批评家。否则，他就不可能超越“进步顺动”的辩证思维模式，直接进入文学的内核—一文学之所以产生，源于人类灵魂深处有一种对现实的强烈的不满足感。与芸芸众生相比，文学家的这种不满足感体现得如暴风骤雨般强烈。与现世维系的纽带往往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强力，终于断裂了。最后，文学家含泪告别他们熟悉的世界，踏上了漫漫流亡路。

    被勃兰兑斯称为“天真得像一个孩子，渊博得像一位老人”的诗人诺底叶，是一个天生的流亡者。他的父亲是革命法庭的首席法官，有一次准备处死一名资助保是军的贵妇人。13岁的诺底叶百般恳求父亲豁免贵妇人。但是没有用。他便宣布，如果对贵妇人判处死刑自己就自杀。在最后一刻，担心失去儿子的父亲不得不让步。诗人说：‘我没有什么政治信念，我只是热爱自由。”因此，他成为永远的反对派—一既反对共和国，也反对帝国。在刺刀破门而入之前，他匆匆离开自己赞美过并将继续赞美的土地。

    诗人选择流亡，政治家选择坚守。这是诗人与政治家之间最大的区别。罗伯斯庇尔即将签发丹东的逮捕令时，丹东的朋友向他通风报信，劝他逃往英国，丹东却平静地说：“我能把共和国的土地带在我的鞋底上么？”丹东宁可上断头台也不愿流亡，他心甘情愿为了某种理念和信仰而牺牲。诗人却不同，诗人什么也不信，除了自由与独立。为了拥有自由与独立，他们可以放弃国籍和家庭、名誉和财产，背上“叛徒”的恶名。为了拥有自由与独立，他们有勇气对抗任何强大的政权，在极端的孤独中消解命运的残酷。

    流亡者是思想者、回忆者、写作者，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是统治者不共戴天的敌人。

    流亡本身便已显示出流亡者所具备的内在力量，以及令统治者杯弓蛇影的恐惧。在历史的天平上，柔弱的斯塔尔夫人并不比强大的拿破仑轻。“自然赋予我的各种能力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