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以为这是把他弄直的好办法，然而背后的突起部分越来越高，后来胸前也突起了，长大以后，畸形的葛兰西身高不足1．5米。

    纳粹德国。这个谋求全面统治的国家并不满足于占有官方的权力部门，而是从一开始起就追求这一目标：使各阶层人民都服从领袖的绝对权力，不仅在物质上，而且也在思想上把他们纳入这个制度。内政部长弗里克宣称：“必须是一个意志，必须由一个意志来领导”，并把必须盲目服从的党说成是唯领袖马首是瞻的组织体制的基础。党通过街道和支部组织，深入到每一个家庭，企图控制人民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是以效忠屈从暴力换取生存，还是以背叛坚持良知，面对死亡？在这决定主义的领域里，无法避开价值问题。

    茨威格笔下的卡斯特利奥就是这样一名“异端”。“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而前行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这是叛徒们所共享的理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一理想的存在，使人类避免了灭亡的命运。

    这时候，又一个叛徒出现了，他大声呼小“寻求真理，说出自己所信仰的是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意识到自由的可贵，这本身就是极其可贵的思想。在蒙昧主义盛行的欧洲，民众只知道恐惧，不知道自由；只知道匍伏在神的脚下，不知道沿着神走过的寻找光明的道路阔步前进。民众是庞大的，却是软弱的，他们任由暴力要弄人道，自动交出自己的心灵。卑微的卡斯特利奥就从这样的民众之中站出来，发表了《答加尔文书》。他写道：“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这是一个角色错位的法庭：“叛徒”站在法官席上，而“权威”站在被告席上。全欧洲，只有卡氏那斩钉截铁的声音在风中传播：“有自由思想的人必须反抗的不仅是独裁主义者、教条主义者、矫枉过正者和残忍的杀人狂，而且是任何求助于恐怖的思想。”

    放逐与效忠同时上演了。

    西班牙神学家塞维特斯因反对三位一体的教诲，被加尔文宣布处以死刑。“我们判处你，塞维特斯绑赴查佩尔活活烧死，你的书稿和印就的卷积也一起烧掉，在烧得你身体化为灰烬。这样，你就到了未回，以此作为对所有可能重蹈作滚辙的犯罪人们的奖告。”暴行造就f普遍的沉默。整个欧洲默默地注视着加尔文在日内瓦导演这出喜剧。人人都闻到了人肉烧焦的气味，人人都听到了受刑者持续半小时的尖叫。加尔文对这一“虔诚的虐杀”非常满意，吹嘘这是伟大的功绩。

    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束了。这场战斗仍然在继续着。只不过换了主角，战斗的性质依旧。真正的英雄，不是那些通过屠刀下的尸体得到昙花一现的统治的人们，而是那些为了精神上的自由，为了人道主义而献身的叛徒们。

    我久久地凝视着兄妹俩的照片。他们俩惊人地相似，忧郁而深造的眸子，跟他们的年龄那么地不相称。他们似乎在望着远方，一个天水相接的地方，对于“此处”他们毫不在意。他们只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大学生，但他们比海德格尔更懂得什么叫“哲学”。哥哥的眼里多几分刚毅，妹妹的眼里多几分轻蔑。两双叛徒的眼睛，至今仍在深情地注视着世界。

    卡斯特利奥是一个可有可无、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公众中毫无影响。他是一个穷学者，党译书和担任家庭教师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妻子儿女；他，一个在异国的难民，没有公民身分，甚至没有居住权；一个逃亡过两次以上的流亡者。然而，他站了出来，当狂热的宗教徒追措异教徒并对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