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政见者施以酷刑和火刑时，他站了出来。

    刚入狱时，葛兰西的健康状况就已恶化，他掉了12颗牙齿，患有尿毒症引发的突发性牙周炎和神经衰弱症。非人的监狱生活继续毁坏着他的身体，他患上了胃病和脑溢血。艰苦的思考和写作让他失眠，“我进出牢门像一只苍蝇，不知要飞向哪里，也不知要死在何方。”在病痛和监禁中，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逐渐成形。这是一种批判“常识”，恢复人的“个性”的哲学，它在取代现存思想方式和现存具体思潮时，“必然表现出爱好争论和批判的姿态”。这名垂死的囚徒，这名“可恶”的叛徒，以惊人的毅力，创造了一个宏大的思想体系。

    这是雅典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审判。审判的罪人是全希腊最有名望的人——苏格拉底。他的罪名是“不承认国家信奉的神，另立新神，腐蚀青年”。

    茨威格的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但它的份量比汗牛充栋的一部百科全书还沉重。知识是死的，人是活的；智慧是天赋的，而人类追求智慧的精神渴求却是后天孕育的。与愚昧作斗争，除了智慧，还需要大无畏的勇气。热爱自由，首先就得为自由付出巨大的、超乎想象的代价。因此，选择“异端”的身份，这本身就是英雄的举动。

    20世纪的中国，鲁迅堪称彻头彻尾的叛徒。先生逝世前所写的《状吊》，是一篇奇怪的文章。女吊是绍兴地方戏里的女鬼角色，即“带有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那时，先生的生命犹如一盏即将燃尽的油灯，童年的记忆浮出昏浊的冰层，那长袖飘飘的女吊，一直就深藏在他心灵的深处。

    歌德说过，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葛兰西的思想是可以质疑的，但葛兰西“叛徒”的人格将像恒星一样永恒地闪烁。

    弟子们劝苏格拉底逃走，他坚决地拒绝了。他将以他的死来申明民主的不完善、法律的不正义。这是一个人对人类的背叛。正因为有这样的背叛，人类才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和幼稚。当太阳落山的时候，他换上雪白的长衫，静静地接过毒芹计。喝下之前，他还微笑着欣赏碗上清晰的花纹。饮完之后，他开始在站成一排一动不动的朋友们面前走来走去。然后，他慢慢地，吃力地走近床边，躺下了，把一束黄金花紧紧贴在胸前。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大本营企图用炸弹炸死希特勒。暗算失败了，希特勒狂怒之下，立即将二百多人处以绞刑。此外，在几周的时间里，有近五千人在集中营和监狱里被杀害。就实际意义来说，施陶芬贝伯格爵未能实现他的暴动计划，但他们的“叛国”终于使神话崩溃了。行刺前夕，东线的特雷希科这样告知在柏林的施陶芬贝格：“行刺必须进行，不惜任何代价。即使不成功，也必须在柏林行动。因为问题已不再在于具体目的，而是德国抵抗运动在世界和历史面前敢于作出这一决定性的举动。其他一切都是无足轻重的。”我想，当施陶芬贝格面对瞄准他的步枪的时候，他一定在微笑。他做完了他该做的一切，他以自己的背叛交匕了一份致历史的厚礼。

    加尔文的手已经卡在最危险的叛徒——主张宽容的卡斯特利奥的喉咙上。看来，监狱和火刑柱是这名叛徒的归宿。幸运的是，上帝拯救了他真正的信徒。1563年12月29日，卡氏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年仅48岁。

    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绝对的追求真理的人。

    增田涉在《男迅印象》中说：“他的风貌变得非常险峻，神气是凛然的，尽管是非常战斗的却显得很可怜。”人们只注意到先生伟大的一面，却看不到他“可怜”的一面。我相信，越到晚年，先生越发“可怜”。活在这样的地方，活在这样的时代，他大口喝酒，大口吐血。许广平说，鲁迅“成天靠着藤椅，不食不言。铁青的肉色，一动也不愿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