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真叫人难受”，许寿棠也看见鲁迅“神色极惫，不愿动弹，两胜瘦得像败落的丝瓜”。这是怎样一种可怜呢？最后，先生连人也不想做了，想做鬼，做“女吊”，因为“女吊”决绝于恶的人世。

    审判前夕，葛兰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无疑是一篇可与《神曲》并肩的文字：“我希望您很好地理解，从思想感情上理解：我是政治犯，也将作为政治犯而判刑。对此我没有，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值得羞愧的地方。说到底，在某种程度上是我自己要求被关押和判刑的，因为我从来不想改变我的观点。我已准备为我的观点贡献生命，而不仅仅是坐牢。我只能感到平静，并对自己感到满意。亲爱的妈妈，我真想紧紧地拥抱您，以便使您感到我是多么地爱您，多想安慰你，因为我给您带来不幸，但我只能这样做。生活就是如此，非常艰难。儿女们为了保持自己的荣誉，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有时不得不给妈妈带来极大的痛苦。”读着这样的文字时，我想起了林觉民的。林觉民感情澎湃。葛兰西却镇静如磐石，一点也没有意大利人的浪漫，也许苦难早早地将他导入澄明之境。

    他的对手是加尔文，是日内瓦政教会一的最高统治者，是拥有数百万信徒的新教教宗，是权力足以同罗马教皇抗衡的大人物。这是一场“苍蝇撼大家”的劳而无功的战斗：宗教宽容对不宽容，自主对监护，人道对盲信，个性对机械一致，良心对暴力。就物质力投来说，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时代，后者远远比前者强大。

    尽管祭司宣布，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他自己强调说，他不是有智慧的人，他并不拥有真理，但他是一个探索者、研究者、真理的热爱者。他解释说，这就是“哲学家”这个词所表达的意思，即智慧的热爱者，智慧的寻求者，而与“智者”相反，即与自称有智慧的人相反。他认为，政治家必须是哲学家——他们还有重大的责任，它们必须是真理的探求者并且知道自己的限度。

    1943年7月23日，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胡泊因为参予组织地下抵抗运动，被纳粹以叛国罪处以极刑。审判他的军官百思不得其解：你是纯种的日尔曼人，又是有名望有地位的教授，为什么要跟叛徒搅和在一起呢？是不是受了蒙蔽和欺骗，或者一时失足？

    在普遍的效忠声里，也出现了不和谐的背叛者的声音。这些声音，在阴暗的集中营里和空旷的刑场上回荡着。

    1937年4月27日，葛兰西死于突发性脑溢血，享年46岁。死前，他已预料到法西斯可耻的命运。

    崇高的理想，只能属于崇高的心灵。葛兰西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比任何书籍和广播中的字眼都要美好千万倍。因为他为之而献身。被终身放逐的叛徒但丁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丰碑，被囚系而死的叛徒葛兰西则是20世纪的丰碑。

    有史以来，无数的“权威”以“真理”的名义，毁灭真理及探索真理的人；也有无数的“异端”对权威发出必败的挑战，在身败名裂之后完成了对真理的捍卫。

    戈培尔说，德国文化应该“保持纯洁，摆脱一切有害的和不受欢迎的作品”。焚书公开化了，一大批作家被放逐。

    更多的人选择了效忠，学者胡贝尔说：“不存在国家必须尊重的、光十因家或离开同家的个人自由。”物理学家恩斯特、莱纳德、约翰内斯、施塔克等人，写信辱骂爱因斯坦，声称存在着纯粹的“德意志物理学”。1933年5月27日，海德洛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建议把劳役、兵役、脑力劳动结合起来，革新大学精神。他指出：“大加称颂的‘学术自由’应遭到德国大学的唾弃……领袖本人而且他一个人就是活生生的、本来的德国现实及法律。”任它流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仕观思希特勒的声明书上签字。

    最后一刻，苏格拉底笑了。他的眼睛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