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深入认识的过程，更是作者运用联想，由物及人，以事推理，从生活中提炼诗情和揭示哲理的过程。全文一线贯穿，前后呼应，浑然一体。”这样的论述几乎适用于杨朔所有的散文，只需要把蜜蜂改为别的什么东西就行了。这样的写法，中学生很容易领会，但却值得怀疑：真的诗情和哲理，不是烧死的、被线索组织起来的材料，而是散文中自由的、动态的有机成分。如果说整篇散文是一流清泉，那么诗情和哲理应该是清泉中活泼的游鱼。杨朔的散文中，只有一串草绳吊着的死鱼。于是，千姿百态的行文方式消失了，只剩下一种比八股还要八股的现代八股——杨朔的叙夹模式。

    二是单调的思维模式。叙述模式的单调与思维模式的单调是互为因果的。中国古代即有比兴的传统。刘辩在中有深刻的论述。杨朔的标以“赋”的名称，显然深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文心·连赋》曰：“赋者，铺也，铺采离文，体物写志也。”杨朔所有的文章，都是“赋”的思维方式，如钟学语文备课手删写道：“的题旨是：借茶花表达歌颂祖国之意，借茶花打发热爱祖国之情；笔笔写茶花，处处赞茶花。”这是一种单线式的思维，虽然作者有意加几个“弯”，反而更加说明了它的“直”，说到底，这种思维方式使审美者和思想者都消失了，只剩下一个绞尽脑汁的“造文者”。“造文”的目的只有一个——歌颂和赞美。这种单调的思维模式，严重地损害了活泼的思维和丰富的心灵。它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风貌是一致的，它既是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是其牺牲品。

    其三是单调的抒情方式，中学语文教学给人的印象是：杨朔是个善于抒情的作家。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杨朔所抒的不过是矫揉造作之情罢了。杨朔的（海市）写于饥荒年代，他看到的却是：“有一个青年妇女，鬓角上插着一枝野花，倚着锄站在树荫里。她在做什么呢？哦！原来是公社扩音器里播出的全国小麦丰收的好消息。”这种抒情，很难说是从心灵深处流出来的真情实感。姑且不论其真实与否，就其感情的实质来说，则是无深度的，无层次感的。如果说鲁迅中的感情象一杯苦涩的浓茶，那么杨朔散文的感情则只是一杯没有味道的白开水。

    一元化的杨朔散文与一元化的时代相契合，所谓“巧妙的构思”、“丰富的联想”、“精致的结构”，骨子里都是“九九归一”的。杨朔散文丝毫不具备巴赫金所说的“积极性”，即提问、诱发、回答、同意、或提出驳论的对话的积极性。今天的散文刊物上，这样的散文依然成千上万地被批量地制作。鲁迅开创的、甚至可以一直上溯到的散文传统被可耻地背叛了。直到哪年代，史铁生的的诞生，才标志着中国有了真正的“复调散文”。仿佛是一个乐队的集体创作，每个音符、每种乐器都在努力张扬自己的见解，竭力显示自己的意识：受苦、悲悯、惶恐、不安、宁静、绝望、原罪以及道德和宗教的探索。我听到了一声接一声的内心的呼号，这是在杨朔散文中绝不可能听到的。史铁生走出了杨朔的阴影，终于汇入鲁迅的暗流。（我与地坛）的诞生暗示着：当社会意识形态向多元转型时，散文领域也开始了静悄悄的、对“革命”的反动。

    然而，这还仅仅是一个征兆。杨朔模式依然发挥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在无数宣讲杨朔散文的中学语文课堂上，老师们把这种模式像钉子一样敲打进孩子们的大脑里。孩子们很快学会了像杨朔一样进行写作，在这种写作中，想象的能力、求异的思维、诚实的品质、自然的情感都受到残酷的压抑。写作不再是一种精神的愉悦，而堕落成一种令人痛苦的，枯燥无味的编造。无数有文学天赋的孩子被扼杀在摇篮中，从而终身与文学绝缘。

    这一切并不全是杨朔个人的错。然而，杨朔模式至今仍是一场被当作正剧上演的喜剧，一个未被清理的公害。当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