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异口同声地说，写作文是他们人生中最难受的打情之一的时候，我感到一种推心的创痛。

    ——戴“有色”眼镜的吴小如先生

    最近在《文学自由谈》、《文艺报》上读到吴小如先生的一篇《奇文研卷无益王小波》，禁不住自己也想说点什么。尽管吴小如先生是我的老师的老师辈，但在真理的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

    吴小如先生在文章中写道：“以王小波的《情金时代》为例，书中写男女间的纯真爱情几乎没有，有的只是在各种背景、各种条件下男女做爱的细致描绘。”这究竟是王小波的罪过，还是时代的错误？在文革的浩劫中，人与人的关系全被扭曲了。写那个“黄金时代”，还写“纯真的爱情”，要么是为虎作怅，要么是虚伪矫情。王小波写性又不仅仅为写性，他站在历史的边缘，在作为历史诞生的分裂上面对文化进行探究，试图找出“人们何以扭曲”的答案。帕斯卡尔说过：“人之成为疯子竟如此不可避免，以致疯到以疯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来证明自己没疯。”像中的女主人公陈清扬一样，只有在认可“破鞋”的身份后，才获得性爱的权力。王小波揭示了人在弃置人性的过程中表露的真实性。显然，吴小如没有读懂，他只是戴着“有色”眼镜来读，思路自然干净利索：你描写性爱场面——你写黄色书籍——黄色书籍开卷无益。这样的推论，倘若由初识文字的人来作出，当然无可厚非。但吴老这样的博学鸿儒，也自动放弃思考的权利，为‘城见”所左右，那实在令人遗憾。

    紧接着，吴老开始定罪状了：“说得好听点，这是给年轻人在性关系上实行‘启蒙’，为人们乱搞男女关系开绿灯。说得不好听点，这样的‘天才’作品实际上是在起‘教唆’作用。”语气好像是法院的判决书，杀气腾腾；又像文革时的社论，图穷匕见，这哪里是批评家讨论问题的语气呢？

    问题可以分几个层次来分析。首先，年轻人是否在用王小波的小说在进行“性启蒙”？我想，吴老与年轻人是隔膜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隔膜。在如此隔膜的情形下，站出来充当年轻人的代言人、保护者，多少有点不合时宜。就在吴先生居住的中关村的大街上，有许多的人在推销“带色”的光盘。刚打发走一个，另一个又凑上来，压低嗓音问：“要毛片吗？”可以说，有电脑的年轻人，很少没有看过毛片的。近来网络上的色情内容也如洪水泛滥。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小波的几本小说中的几段性描写算得了什么呢？年轻人们才不以为然呢。可惜吴先生宛如“不知有汉，无论槐晋”的桃源中人，对外面的世界仿佛一无所知，一看到有性描写的段落，便担心起年轻人的健康成长来。其实，看毛片的新一代青年们，比古代那些“纯洁”的祖先们要健康得多。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青年男女的生活是纯洁的，他们既没有毛片看，也没有王小波的小说读，吴老想来很欣赏。那个时期，一个上流社会家庭出身的少女，从她生下来的那天起，直到由父亲陪她去教堂，然后与丈夫同时离开婚礼的圣坛，她没有一天不是生活在经过人为把持和严密消毒的环境里的。她们的穿着要说是异常的讲究，不如说是异常的拘束：腰间紧紧束一件用鲸鱼须骨制成的紧身胸衣；脖颈上的衣领扣得又高又紧，直到下颚，卡得人几乎透不过气来；下身鼓起的肥大裙子，有如一只倒置的香槟酒杯，穿的人想要稍稍快一点移动脚步是非常困难的；精心设计的发型，高高耸起，还有摇摇晃晃、闪闪发光的珠宝头饰。这就强迫人无论是走或是坐，都得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可多动；此外，少女的全身，全部都被裹在服装里头，不但两脚是盖得严严的，两只手也始终捂在手套里，甚至在室内洗澡也要穿一身白色的长衬衣。

    除此之外，时代还通过外在的手段来控制女子。决不让她们在无人监护的情况下离开家门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