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读的书，不用说，都是经过检查的，就连基督教的经典，也是“节本”或“治本”《圣经》，里面涉及到人类本性爱情的“雅歌”等篇章都已删去。而且，即使是同性之间的交往，没有人在旁也是不允许的，连平时的说话、写信用语上也得竭力避开与性有关的词汇，以至可笑到连“裤子”这个词也不敢说，而用“下装”或者“难以启齿之物”来代替。这样一方面是压抑自然的性欲求，一方面是对“道德观念”的近乎歇斯底里的迷恋。这种社会，是否比我们生活的社会更加正常、更加高尚呢？

    古代中国，“纯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五代王凝妻李氏，丈夫卒于官，李氏携幼子负骸以归。过开封，国旅费用尽，旅舍主人不与其宿。适天喜，李氏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激日：‘戏为妇人，不能守节，此手为人所执耶！不可以此手并辱吾身。”遂引斧断其臂。开封尹闻之，厚恤李氏，而符其主人。

    高行，梁之节妇，荣于色，美于行。夫早死，不嫁。梁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日：“妇人之义，一瞧不改。老死而贪生，弃义而从利，何以为人？”乃援镜持刀割其鼻，曰：“王之求妾者，求以色耶。刑余之人，殆可释矣。”相以报王，胜之日“高行”。

    两位纯洁的女性，是不屑读王小波开卷无益的黄书的。她们可算作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痛恨“乱搞男女关系”的吴老，应当花点精力以她们的事迹为蓝本写几个剧本出来，使之传唱后世，永垂不朽。相比之下，今天的世界确实是一个天将塌地将崩的时代，一切规矩全乱了，大街上处处可见楼搂抱抱的男女，成何体统？

    我思考的第二个层次：有没有必要替年轻人担忧？年轻人是那么容易受王小波小说“教唆”的吗？

    从大禹时代，我们便明白了一个道理：治水“堵”不如“疏”。对性的态度也是如此。维多利亚时代，从社会的最上层一直到黎民百姓，都害怕“任何的肉体和自然”，患上痛病的青年男女不计其数。而古代中国，贞女节妇的名单背后有多少血泪呢？

    应该说，现代青年是幸福的，他们拥有了一定的自由。对性，他们也持有更朴实健康的观念。回想起20年代“性博士”张竞生探讨性问题受围攻的历史来，我认为时代不是退步了，而是大大的进步了。当时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因说“虽不是夫妻，亦可以性交，性交不等于爱情”，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直被斥为“衣冠禽兽”，不得不负发出国。如果是在今天，我相信大部分人会作冷静的思考和判断的。

    自以为是地替年轻人担忧是没有必要的。王小波没有“教唆”他们的本齐；同样，吴小如也没有对他们指手画脚的资格。鲁迅曾痛斥那些以“导师”的身份自居的人，青年的道路是青年入自己来走的，他们会选择，会尝试，会改正，会前进，不要以为痴长了些年岁，便这也看不惯，那也瞧不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一代人有一代人喜欢看的书籍、电影和喜欢的娱乐方式。“你们”与“我们”不可能一模一样，否则人类也就不可能有“进化”了。

    钱理群先生在本书的序中写道，“我常常想：为下一代人（尤其是青年入）担忧，实在是把人之忧。每一代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但既不能看得太重，最终也要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青年本是多变，记得80年代初，很多人都为当时某些青年喜欢戴蛤模眼镜而痛心疾首，现在随着时间的流逝，青年人自己也不戴了，即使有个别人戴大家也习以为常了，——一要相信青年，二要相信时间：这大概也是我的两个基本信念吧。”我为钱理群先生的这两个基本信念而叫好，同时也想把它们转赠给吴小如先生。把人何必忧天塌呢？青年不是没有脑子的蠢货，他们自会“拿来”，并抛弃那些无益的东西。老一辈人可以给出一些善意的建议，但切忌下“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