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从”的命令。

    再把问题推进一步：作为一名知识人，应当对性、对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持怎样的态度？吴小如痛斥道：“一家出版社究竟靠什么样的畅销书来赢利、发财？一家书店究竟要把什么样的书卖给读者才算符合职业道德？”我想以同样的方式问吴老：一个古典文学研究者、一个戏曲研究者，如何面对那些有性爱内容的研究对象？

    《诗经·召》就有这样的句子：‘市女怀春，吉上诱之。……舒舒脱脱兮！无感我帆兮！无使犬也吠！”末尾三句，翻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你慢一点，别那么猴急嘛！别拉我的裙嘛！别把狗弄得叫起来，会让别人听见的！顾颔刚曾说：“这明明是一个女人为要得到性的满足，对于异性说出的恳挚的叮嘱。”秦观名作称庭芳》有：“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牺厢记）写张生与雀鸟营幽会时，有一句“我将这钮扣儿松，把缕带地解”，梅兰芳唱的（坏女孩）中也有“小小香吻已张开，小小钮扣已松开”的歌词。中则有“女儿乐”一类的打油诗。吴老是推崇、唐诗宋词、《西厢》、《红楼》以及梅兰芳大师的，但对于这些“王小波化”的倾向如何解释呢？可惜他不是孔子，有“删诗”的资格；也不是新闻检查官，有“开天窗”的权力。

    要是对性描写没有正确的态度，那么在欣赏文学作品时便会存在严重的障碍，所谓“道学家见淫”是也。把性看作恶的、丑的，这是一种变态的观念。鲁迅先生在《寡妇主义》一文中有精辟的分析：“生活既不合自然，心态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惜，看见有些天真快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节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嫉。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书：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固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掣，不自主地合动着缺憾之感的。”这便是道学家的本质。高姿态是缘于“低欲望”的。

    道学家成不了文学欣赏者和批评者。道学家以“刻薄之心’现物，所见皆淫。而一名理性与情感都健康的现代知识者，最忌“泛道德主义”。在泛道德主义的立场下，所有的判断都是偏狭的。

    如果说吴小如先生以上的观点尚有一定的“合理性”——困于他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对现实失却“了解”，从而轻率的作出错误的判断；那么在文章结尾处的几句话便让我不寒而栗了。他强调说：“‘主旋律’这个词儿的内涵，并不局限于政治内容这一较小的范围之内。”言下之义是，应当把“主旋律”扩大到文化、思想、教育等一切领域。更深的一层意思是：王小波的作品在文学领域不属于弘扬真、善、美的主旋律，而是宣传假、恶、丑的逆流，因此应当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是典型的张春桥、姚文元的思维：族非我类，一概扫除。

    正常的批评是允许的。但是想借助“主旋律”的旗号以及打出这面旗号的权威力量来吓唬人，却不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言行。我想起新文化运动中林琴南与蔡元培关于文言白话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论，林琴南最后黔驴技穷，使出的杀手银便是写了《荆生》、《妖梦》的小说。让“伟丈夫”来将一班“反贼”统统擒杀。而他所希望的，则是让军阀徐树锋出来主持“公道”，扫荡群魔，还我朗朗乾坤。吴先生的语气与林琴南何其相似，不管有理无理，祭起“主旋律”的翻天印，饶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也会被打得落花流水。

    但这样做不仅违反了学术规范，而且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起码人格。批评是一种工作，正如福柯所说：‘清一本书，谈论一本书是人们为自身、为自己的利益和改变自己而从事的实践。认真谈论一本人们不喜欢的书，或者试图在谈论一本人们有点喜欢过头的书时保持适当的距离，这种努力可以使某种东西从写作过渡到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