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本过渡到书本，从作品过渡到作品…然而批评似乎忘记了这一功能而转向政治——法律功能，即揭露政治对手、判断和判决，或者判断和颂扬某人。这是最贫乏、最枯燥的功能。”当个体的反应与机构的机制紧紧地混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批评也就消失了。《开卷无益王小波》这是一个斩钉截铁般的题目，它表明了批评者的“警察化”，批评者成为一个既定秩序的维持者，谁不遵守规则，他便吹响笛子，罚犯规者出局。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为批评者代表着“主旋律”。

    这正是我最感到痛心的地方。鲁迅说得好，“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的主人的意旨或使噱。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王小波自有他的缺点，但批评即批评，谁要狐假虎威地“鞭产”，我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尽管我是一个无甚武艺的文弱书生。总结我的想法，无非三条：性并非都是丑的，青年人会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批评不是扣政治帽子。所以，把人何必忧天塌呢？王小波是否开卷有益，还是让读者们自己判断吧！

    ——奥威尔的与

    乔治·奥威尔（Geome orwell），1903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闻目睹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尖锐的冲突。与绝大多数英国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倾向悲惨的印度人民一边。少年时代，奥威尔受教育于著名的伊顿中学。后来被派到缅甸任警察，他却站在了苦役犯的一边。30年代，他参加西班牙内战，因属托派而遭排挤，回国后却又被划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国。二战中，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从打反法西斯宣传工作。1950年，死于缠绵数年的肺病，年仅47岁。

    奥威尔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疾病缠身，郁郁不得志，一直被视为危险的异端。在他为数不多的作品中，与影响巨大，他以先知股冷峻的笔调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令读者心惊肉跳。他将悲喜剧融为一体，使作品具有极大的张力。英国人生性拘谨，但英国的讽刺文学却一枝独秀，自乔臾以下，斯威夫特、狄更斯、查米亚丁，代有才入，各领风骚。奥威尔的卓异之处就在于，并非仅仅用小说来影射个别的人与卡，而是直接揭露语言的堕落。在奥威尔眼里，语言是掩盖真实的幕布，粉饰现实的工具，蛊惑民心的艺术。他坚信在一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作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担苦难的意义上做一个永远的抗议者。

    夏志清教授认为：“西方文学自伊索寓言以来，历代都有以动物为主的童话和寓言，但对20世纪后期的读者来说，此类作品中没有一种比更中肯地道出当今人类的处境了。”的故事发生在曼纳庄园。从前，被人豢养的禽畜行尸走肉地生活着。一天夜里，动物们在谷仓中听了雄猪老麦哲所讲的梦，仿佛听了一堂福音传道或启蒙教育课，任人宰割的动物从此认清了受人剥削、被人奴役的处境。不久他们群起暴动，赶走主人琼斯，自己当家作主，推行“动物主义”。动物庄园建立伊始，全体动物享有平等权利，开始崭新的生活。然而，正当庄园笼罩在大家庭式的温暖之中的时候，正当动物们任劳任怨，忍受委屈，迁就现实的时候，当权者却开始用新制度为自己捞取特权。猪群占据了领导地位，他们的两大领袖拿破仑与斯诺鲍展开殊死搏斗。多次较量后，前者终于获胜。

    “革命”何以堕落？动物庄园里，连几个字母也学不会的鸡鸭牛羊根本不知道如何争取管理庄园的权力，把一切拱手让给“有非凡学识”的拿破仑。正如黑格尔所说：“麻木和冷漠的民众是专制政体最稳定的群众基础”。奥威尔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匹叫鲍克瑟的老马，他忠心耿耿地为拿破仑工作，一生中有两句名言：“我要更努力地工作”、“拿破仑同志永远正确”。他从不思考，没有疑惑，活得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