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一成不变。这样，一面是独裁的沙皇，一面是激进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俄国社会对立的两极。这两极都不接受民主。于是，悲剧便诞生了。

    当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给自己套上绞索的时候，再想挣扎已经迟了。革命首先毁灭的便是知识分子。相反，知识分子的生存依赖于民主制的保障。诗人曼德尔塔姆这样描述当代的生活：“它们宣称它们的事业与人无关，它们需要利用人，像利用砖石。水泥一样地利用人来建设，而不是为着人。社会的建筑是以人的规模为度量的。有时，它也会与人相敌对，用人的屈辱和渺小来滋养官的伟大。”斯大林消灭了托尔斯泰，这是俄罗斯最大的灾难。

    民主的困局一直延宕到周世纪末，苏维埃联盟的解体，也是“两极对立”的思维的解体。新俄罗斯开始的民主尝试是艰难的，要把为“真理”而奋斗的传统扭转到为“民主”而奋斗上来，不是立竿见影就能办到的节。在新俄罗斯，拉伊夫所赞赏的“有根”的专业知识分子渐成气候。在“白银时代”，这类知识分子势单力薄，未能帮助公民社会产生出一套本身的、包括价值。原则与实践经验的完整的意识形态，藉以引导它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发展，而今天，这一切似乎又成了可能。

    专业知识分子与民主互为因果。公民社会越成熟，专业知识分子就越活跃。拉伊夫所列举的“白银时代”的专业知识分子，如：自由职业者、工程师、化学师、律师、医生、教师等，还包括1900年前后出现的职业艺术家、作家、“思想家”——他们忠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与艺术，除了本行之外，在社会上不担任任何角色，并靠出售作品过活。他们最终未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原因在于：没有作为目标的民主来让他们追求，也没有作为制度的民主来保护他们，只好听任激进分子主宰了，民主，既能保全君主本身，也能保全知识分子。可惜，知识分子和君主都对它视而不见。民主，像一块磁石，能将两极之物吸到一起来，可惜，旧俄没有这块磁铁。

    如果把金字塔看作是专制体制，那么哥特式建筑则可看作民主体制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使我们迷恋的不是一座新的社会金字塔，而是社会的哥特式建筑；重心和力量的自由游戏，人类社会被想象为一座复杂、浓密的建筑森林，在那儿，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一切都是个性化的，每一部分都与巨大的整体相呼应。”

    台湾是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概念，这块土地的美丽与苦难成正比。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地历史里，像微量元素一样的台湾知识分子，一面抗议、反叛、揭露异族残酷的统治，一面对本民族腐朽麻木的精神瘤疾痛加针吸；一面从大陆的新文化运动中盗来民主和科学的火种，一面加强保护着遭受摧残的传统文化。1949年以后，民族分裂时期，台湾知识分子更是在意识形态的高压下，自觉地肩负起尚未完成的启蒙使命，为了自由，像杜鹃啼血般呐喊；为了爱，像耶稣一样登上十字架。

    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民主化进程迅速推进。时至今日，一个“开放社会”已初步形成，国民党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权力的制衡正在整合，新闻出版全面放开，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与领袖人物的开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几代知识分子以身相殒、前仆后继的奋斗。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与现行体制抗衡，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方面积极地、坚韧地反抗极权制度。正如加级所说，“在这不可敬的历史中，用可敬的方式努力于人的尊严。”民主在台湾的开花结果，当然还有很多因素，如经济的腾飞、教育的进步、信息的传播和美国的压力等等。但我认为，知识分子的工作乃是“重中之重”。他们从50年代初开始播下种子，数十年如一日地培育，终于诞生了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如果说俄罗斯知识分子“上穷碧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