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惊醒了整整一代台湾青年，把独立思考的武器交到他们手中。

    如果说李敖是思想界的星辰，那么陈映真则是文学界的星辰。陈映真由个人道德世界的深刻内省走向社会文化结构的批判，“异端·乌托邦”的性格使他的命运具有“孤独的义人”的悲剧色彩。在压抑机制下，“写作”成为他探讨人生、人性、生死。灵肉、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奴役与自由等“五四”以来就一直困惑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方式，写作成为他表现苦难、批判现实、追求自由的象征。

    王安忆在《鹤托邦诗篇》中，尊敬地称陈映真是一个“身在孤岛，心惊世界”的人；而黎湘萍在《站湾的忧郁》中，借用惠特曼的诗将他比作“孤独的橡树”。陈映真的创作无一例外地具有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后巨大无比的人间性和人间爱。他的思想和创作一直处在被禁止和被镇压的地位。特务机构里有专门搜集、分析他的言论的专业思想侦探。被捕之后，他才发现审讯官前关于他的材料已堆积如山。

    六七十年代之交，民权运动席卷世界。在这最黑暗的夜半，知识界并没有保持沉默。1968年，柏杨主持的《文李》杂志发表漫画“大力水手”，辛辣讽刺蒋氏父子的独裁统治，结果被捕。开始判死刑、无期徒刑，后来改判有期徒刑10年。柏杨在狱中写出了巨著《伯话资治通鉴》。1971年10月，台湾大学师生召开“言论自由”、“民主生活”座谈会，拉开学运序幕。1973年2月17日，学运思想领袖陈鼓应、王晓波被捕。次日，台大学生部誉妥为抗议国民党的暴行，在校门持刀自刎，血荐轩辕。

    70年代初，台湾岛内受到一连串政治浪潮的猛烈冲击。成为那一代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的，是席卷台港及海外华人世界的保钓运动。经过保钓运动的潮起潮落，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成熟起来，作为一支生力军，加入到风云激荡的民主化进程中来。

    1979年，高雄爆发“美丽岛共件”。激进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以《榜丽岛》杂志为核心，在高雄举行数万人的游行集会，喊出了“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的口号，并与警方发生激烈冲突。蒋经国下令镇压，152人被捕。其中，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14年，姚嘉文、张俊宏等被判12年。这是国民党当局最后一次大规模镇压民主运动。

    在数十年的政治高压下，台湾文学取得了令人仰视的辉煌成就。从日据时代的赖和、杨送、吴浊流，到五六十年代的钟理和、陈老潮、李乔，他们的文学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却具有罕见的真诚和正直的质地。一言以蔽之，保持精英的思考，关注民生的生存，在两者的张力之间呕心沥血。以钟理和的《笠山农场》为例，堪称光复前后台湾农村社会的一部史诗。作品笔调虽然凄悯沉闷，但有一股悲天悯人之心。唯其悲天，才不怨天，唯其悯人，才不尤人，对自身的反省和对民众的关怀、浓郁的悲剧感和真切的生命感，都是大陆文学最为缺乏的。单就侯孝贤的电影和罗大佑的校园民谣而言，其精神高度均是大陆电影、音乐不可企及的。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的，是一颗颗平凡且伟大的“知识分子之心’。

    进入80年代以后，台湾当局在岛内岛外压力之下，推行本土化和民主化政策，严密禁锢的社会政治控制出现松动，那些自隙缝里生长的小草开始成长为参天大树。80年代初，政治小说在诸多流派中一枝独秀，为民主鸣锣开道。施明正以亲身经历写出《渴死者》、《喝尿部》等小说，真实地记录了暗无天日的台湾监狱对人性的压抑，以及人性中善与恶的殊死博斗。王拓的件肚港的故事》、陈映真的《灿路》、林双不的《大学女生庄南安》。钟延豪的《概君的日记》等作品，承继了台湾文学一贯的抗议精神、塑造了一群上下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