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的知识分子形象。这条线索，与俄罗斯文学中最优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的精神之链，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台湾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不是大陆知识分子的空洞理念、苍白教条、华丽词藻、悠远玄思，而是踏踏实实的对人的爱、对人的关心、对真正的人的生活的寻找、对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丰裕多面的生命的恢复。黄春明笔下的农民、杨青矗笔下的工人、白先勇笔下的没落贵族、黄凡笔下的市民、张系国笔下的留学生、李昂笔下的女性……这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文学形象，展示了台湾作家启蒙的迫切和使命感的强烈。他们与民众之间是敞开的，而不是封闭的；是双向交流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是心O相印的，而不是猜疑蔑视的。所以，他们在整个社会中，虽然是微量元素，却是“活的资源”，能够迅速地在各种渠道中，以各种方式得以传播和转化。他们是生物学中的“酶”，化学中的“催化剂”。今天台湾的民众可以毫无愧色地享用民主的果实，因为他们拥有值得骄傲的知识分子。

    在写旧俄知识分子时，我用了较多的理论分析；在写台湾知识分子时，则更多地对事件进行描述。看似体例不统一，实则是对症下药，分别使用最能说明各自问题的笔法。

    看法的片面性是难以避免的，我的目的不是就事论事，当然也不是“顾左右而言他”。我只是想通过两次“X”光的扫描，梳理梳理我混乱的思路。也许还是没有梳理清。

    旧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贵族，后来转向民粹主义。托尔斯泰放弃奢侈的生活，像农民一样生活，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然而，他们仍然无法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旧俄流行一句颇为恶毒却也中肯的玩笑：“老爷造反，为的是想当车夫。”相反，台湾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平民，甚至贫民的家庭。如钟理和就是一个地他道道的、家贫如洗的农民，被困苦的生活折磨而死。他们后来却转向了精英的立场。

    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了，问题还是在“民主”上。前者是一种博大、崇高的举动，带着宗教的情怀，获得自我的拯救和升华；后者是一种务实、平稳的选择，带着世俗的考虑，获得与他人的沟通与了解。从审美的角度上，我当然更欣赏前者，但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后者所走的才是一条明智的道路。

    “革命”与“改良”都只是一种说法而已。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彻底地贯彻民主意识。无论是革命还是改良，只要有民主意识来支撑，对知识分子和民众都是有益的。如果民主被遮蔽了，那么革命所革的全是知识分子的命，改良所改的全是社会良性的部分，如1917年的俄国革命，如晚清慈禧最后的改良。

    对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我认为是民主意识、自由意识、独立意识。舍此三者，纵然为学界泰斗、博学鸿儒，也是不能对社会进步作任何贡献的废物。有人说，大陆最缺乏的是知识。我对此不以为然，大陆的知识已经够多了，一千多所高校，百万名教学科研人员，大陆最缺的是以上三大意识，最缺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大陆，有“知识”的废物实在是太多了。

    望断天涯路，这种说法太夸张了。天涯在哪里？天涯在我们的。心中。

    ——读不透的昆德拉

    著名犹太作家米兰·昆德拉对80年代以来的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困惑的名字。他像一个陷阱，既可被认为很深，也可被认为很浅。作家余华在某大学演讲时曾轻蔑地说：“昆德拉在欧美不过是三流作家。”果真如此吗？昆德拉自从1960年以一举成名之后，先后获得六次国际大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不同凡响的震撼。阿拉贡称之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华盛顿邮报》称之为“欧美最杰出的和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对于中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