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文学来说，昆德拉所产生的影响恐怕只有马尔克斯能够相比。余华的说法显然是不负责任的，要么说明他的无知，要么说明他的心虚——他的“火种”中，好一部分就是取自昆德拉的。

    迄至1996年，昆德拉创作了长篇小说、、、《笑忘录》、《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情》；论文集、。这些作品打上了鲜明的“昆德拉烙印”，又具有五彩缤纷，变化多端的艺术风格。

    生活在别处，生活在他方，生活在彼岸，这是昆德拉的一个基本思想。苏军入侵捷克后，昆德拉本人受监控，作品受禁止，1975年不得不移居法国，1979年《笑忘录》发表后，他又被玻夺了捷克公民资格。因此，他作为一名流亡作家，倍感“他方”生存的苦痛。“他方”不仅是现实意义上的“他方”，更是形而上的“他方”。一只蝴蝶在蛹的世界里是不会被指认为美丽的，因为它找错了表演的场合。

    的主人公，少年诗人雅罗米尔，就是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永恒的悲剧冲突中走向广毁灭。真正的生活应当永远在别处。当生活在彼处时，那是梦，是诗，是艺术，而当彼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雅罗米尔在一个只有开会和秩序、官僚和文件的世界里，还想扮演莱蒙托夫、雪莱、兰波的角色，只能被无情吞噬。

    昆德拉很少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写“这方”的布拉格，但昆德拉的布拉格与照片中的布拉格一样清晰。老舍的北京、张爱玲的上海。巴尔扎克的巴黎、狄更斯的伦敦……伟大的作家能给他们的城市命名。对于昆德拉来说，布拉格是一个没有帷幕的、充满麦克风的城市，它强制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在本质上“同一”，结果个人统统消失了。城市也陷落了。布拉格只剩下一座座灰色的大楼和一串串行走的风衣。昆德拉透视布拉格美苦众生的命运，发现生活不过如此而已：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戏剧中扮演他的角色，这时，他不会注意他们已改变了布景，对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戏剧中演出毫无知觉。这时，荒谬产生了。

    昆德拉是一个抗议者，但他认识到了抗议的局限。戏还得在“他方”演下去。

    人与强权的斗争就是遗忘与记忆的斗争，《笑忘录》一开头便是描写捷共诞生那天的历史细节：捷共领袖奇特瓦尔德顶着漫天飞雪向数十万群众发表演说，他的战友、善良体贴的克莱芒提斯摘下自己的皮帽，戴到哥氏的头上。4年以后，克氏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而送上续刑架。于是，当年的照片全被宣传部门处理过了：哥氏旁边只有光光的宫墙。这样，克氏所遗留下的一切，就只有那顶戴在哥氏头上的帽子。读到这段话时，我不禁联想到中国的“井冈山会师图”，朱德被换成林彪，连顶帽子也没留下，我为昆德拉的睿智而惊奇：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对普遍真相的揭示。

    从这个角度，昆德拉对乐观的历史进步主义给以致命一击。历史不过是还未遗忘农物的涓涓细流，被引向已被遗忘井物的汪洋大海；然而时间继续在流逝，新的时代将会产生，这些时代个人有限的记忆将无法理解；数百年，数千年将因此而湮没。数百年的绘画和音乐，数百年的发明、战争、书籍和结果将使悲惨的人失去一切洞察自己的能力，他的历史将退缩成一堆毫无意义的图示符号。

    昆德拉对历史的质疑超越了鲁迅。鲁迅说过，二十四史不过是帝王将相的家谱，他的思路仍是二元对立模式：二十四史即使成为工农兵学商的历史，难道就能迫近真实吗？昆德拉跳出真／不真的圈子，宣布说：当历史控制入的时候，灵魂便丧失了它的无限性，这一结论对于拥有悠长的史家传统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相当的启示。

    昆德拉并没有由怀疑走向虚无，他用小说来拒斥恐怖的、非人道的历史，来实现记忆，催生个人的自由